在中共“七大”，毛澤東受到全黨的擁戴，還在於他善於團結同誌，即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
毛澤東沒有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實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
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在1942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在黨內實行“團結——批評——團結”，這樣就使中共“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寫在會場上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十二個大字，正是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任弼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任弼時從反對毛澤東，經過自我批評，成為毛澤東的得力戰友。他不僅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樣重要的文件，而且成為中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
最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澤東是取博古而代之，成為中共領袖的。但博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中共“七大”上發言，擁護毛澤東。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會發言的記錄。博古如此說：
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麼樣呢？在上海中央破壞（指向忠發被捕——引者注）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麵，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采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隻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誌擔負吧！”別的同誌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貴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麵的錯誤，我是讚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說及自己執行“左”傾路線：
在這個時期，白區中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是反對劉少奇同誌的正確路線；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閔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博古很坦率地說及自己思想的轉變過程：
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仍然用“左”傾的觀點、教條主義的方法，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這是教條主義堅持到最後，也是我的“左”的錯誤最後一次。
確實，從那以後，博古與“左”傾教條主義告別之後就堅決站到毛澤東一邊。正因為這樣，張國燾在反對毛澤東時，稱“毛、周、博、洛機會主義路線”。在張國燾自立“黨中央”時，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的職務和黨籍。
在1936年，毛澤東派博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來一起，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1937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南方局組織部長。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博古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通訊社社長，充分發揮了他的寫作、宣傳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