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大”，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46年，博古作為“政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前往重慶參加談判。4月8日，乘C-47式運輸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飛機由美軍蘭奇上尉機組駕駛。途經山西興縣東南時，一片陰雨，飛機竟撞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黑茶山上！與博古同時遇難的還有國共談判中共代表王若飛、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以及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遇難之日為4月8日，從此稱“四八烈士”。遇難之際，博古年僅三十九歲。
王明在寫了那篇《學習毛澤東》之後，其實對毛澤東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於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來，表示對“王明路線”想不通，因為那時他隻“當選中委和政治局委員”，“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在1945年4月20日，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經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時，王明致函任弼時，表示讚同決議。
中共“七大”期間，王明稱病，沒有出席會議。經毛澤東親自提議，仍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擔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因病去蘇聯就醫，從此留居蘇聯。
1974年3月，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順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擔任軍事學校的教官。當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時，他擔任委員。1939年秋，周恩來、鄧穎超赴蘇，通知他同坐一架飛機飛往莫斯科，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到了蘇聯，李德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
於是李德棄武從文，在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來，他回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定居，主持把《列寧文集》譯成德文。1961年，他當選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3年，他寫出回憶錄《中國紀事》，其中有些內容有史料價值，但對毛澤東仍堅持反對立場。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於東德。
凱豐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沈陽解放後，擔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1952年底，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病逝於北京，鄧小平主持了凱豐的追悼大會。
張聞天在中共“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50年1月，張聞天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1955年1月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蒙塵，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晚年，張聞天寫下富有真知灼見的政治、經濟論稿。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聽了關於中共五十五周年誕辰紀念的新聞廣播後，病逝於江蘇無錫。
在中共“七大”召開時，王稼祥因病未出席。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作為上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他，落選了！毛澤東得知後，特地在大會上為他講話。毛澤東說，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確實犯過“左”傾路線錯誤，但是他後來改正了，他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於中共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結束，毛澤東提議把王稼祥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這樣，王稼祥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並任外交部副部長。從1951年2月起，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在“文革”中，被指責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1974年1月病逝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