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後，兩架雲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帥”仿佛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霧鎖群嶂，雲漫眾峰。廬山，浮雲遮望眼，難識真麵目。匆匆11載，彈指一揮間。
1970年8月20日，陳伯達從北京飛抵江西九江機場，又從那裏上廬山，不勝感慨。11年前，在那次廬山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他先是跟彭德懷站在一起，然後隨機應變，倒打一耙，化險為夷。眼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將在廬山召開，故地重遊，11年前的餘驚不時襲上陳伯達心頭。
這次會議，按照事先通知的議程，共三項：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成串的小轎車沿著盤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員、100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帶著秘書、工作人員，雲集廬山。
中央委員們當然知道上廬山幹什麼。在工作人員之中，也有毫無所知的。
筆者曾訪問過當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史敬棠。據他回憶，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來，要他準備出發，到哪裏去，幹什麼，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幫助陳伯達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在陳伯達那裏工作過，後來，他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當秘書，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陳伯達。
史敬棠接到緊急通知，趕往中共中央辦公廳，那裏的工作人員把他送到機場。這時，他仍不知飛往哪裏。
上了大飛機，看見機艙裏坐著朱老總和董必武，史敬棠這才意識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隨便打聽。
大飛機離開北京之後，飛了好久，在一個機場著陸。這時，乘客改乘幾架小飛機。越過一條大江（長江），降落在一個不大的機場上（九江機場，當時還不能起降大型飛機）。
換坐小轎車，直至上山時，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廬山。
在廬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達同誌要你來。他住在半山。有事，會議秘書找你。”另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告訴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書。沒有電話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處走。”沒多久陳伯達來電話，交給史敬棠一個奇特而緊急的任務：“馬上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的語錄，查到越多越好！”史敬棠毫無思想準備。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廬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必定會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帶一整套馬、恩、列、斯全集來。
他身邊除了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沒有別的書。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圖書館去查吧，上了山就不準下山。
他寄希望於廬山圖書館。跑到那裏一看，那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藏書不多。史敬棠把那裏所有的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來，在住處查找。查到一條，就用紙條夾好，再用鉛筆在書上畫好記號。
借來的書很有限。史敬棠隻得掛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幫助查找有關“天才”的語錄，通過電話一條條傳上山。怕電話中會念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還把查到的語錄密封，直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托飛往廬山的飛機捎來。
史敬棠告訴筆者，他當時隻知道執行公務，一點也不知道陳伯達為什麼急於要尋找這些關於“天才”的語錄。
雖然史敬棠20來歲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畢竟隻是做秘書工作，高層的政治風雲對於他來說如同廬山迷霧一樣難知真諦……8月21日上午，林彪、葉群飛抵九江機場。
與林彪、葉群一起上山的，還有一位“軍委秘書”。這位“軍委秘書”酷肖林彪。他不是別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後，兩架雲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帥”仿佛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往常，陳伯達總往毛澤東那邊跑。如今他已改從新主，朝林彪這邊跑。林彪抵達廬山的當天下午，“理論家”去林彪那裏，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商量了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發動攻擊。
陸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們所說的“陸定一式的人物”是有著特殊的含義--指的便是張春橋。因為直接與毛澤東衝突，他們不敢；與江青、康生交鋒，還不是時候；最合適的攻擊目標，便是張春橋。在他們看來，張春橋的腰杆還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敵”，兵家曆來如此。
“相”來了，“將”也來了，除了黃永勝留守北京之外，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都前來林彪下榻之處密商。
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在一個多小時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大抵是把“出奇製勝”之類軍事韜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緣故，林彪的長篇講話顯然是經過精心準備、思索的。有礙於昨天毛澤東已當麵否決了設國家主席，林彪不便於正麵衝鋒，來了個“迂回進攻”。
據吳法憲交代：“1970年8月21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遊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我根據林彪、葉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後同王秉璋、王維國、陳勵雲等人講過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對其中有些人還講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據陳伯達晚年回憶，他一上廬山，就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來往密切：“到廬山下飛機時，我告訴吳法憲，這次憲法草案修改後，主席如果批發，就很好，不要再提什麼意見了。記得，後來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幾個人到過我那住處一次，我又再重複這個話。”翌日--8月22日，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常委會。毛、林、周、陳、康相聚。常委會上似乎風平浪靜。毛澤東重複他在中共九大召開時說過的話：“希望這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又一次強調“團結”，顯然是針對著存在不團結的現象而說的。
周恩來則對明日大會開幕式怎麼開，三項議程怎麼安排，談了具體的意見。林彪又一次提出在憲法中要有國家主席的條文，遭到毛澤東當麵否定。林彪很不高興，沒有表示要在明天的開幕式上講話。
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之後，陳伯達又去林彪那裏。因為許多機密要事在電話中談甚為不便，陳伯達與林彪的私下接觸變得異常頻繁。
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定於23日下午3時舉行開幕式。上午，陳伯達又去林彪那裏。
中午，正準備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陳伯達的電話，要他立即去一下。據史敬棠對筆者說，他到了陳伯達那裏，見陳伯達桌子上放著一本195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陳伯達指著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口授了若幹修改意見，要史敬棠當場按他的意思寫成新的條文。寫完後，陳伯達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後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改畢，陳伯達讓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裏一般，不知陳伯達為什麼如此著急要擬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新條文。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在一個多小時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霧中廬山拉開帷幕，原定3時開會，但直到3時45分才正式開始。
周恩來根據昨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在會上宣布三項議程，談了會議時間的安排，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