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還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商業算術天分。它與一般的數學計算不同，而是一種直覺性地把握事情要害的能力。褚時健總能迅速明白商業活動中的成本和效益要素何在，然後再進行簡單的計算。一般人不明白，以為褚時健數學很好，恰恰相反，褚時健的數學很糟。其實這完全不是數學，而是一種商業直覺。
串換：先讓生活好起來
敗於質量：铩羽而歸的銷售之旅
國外先進技術的激勵
不提團結，大談競爭
核心競爭力：管理的特殊基因
串換：先讓生活好起來
先過好生活，這是褚時健一貫的原則。
在他看來，職工在國有企業為國家工作，至少得有一條底線：讓職工生活得好一點兒，這也是公有製的基本道義。他每到一個地方，無論多艱難，部首先要把這個地方的夥食弄得好一些，先讓生活好起來。
1980年6月，在全廠的職工代表大會上，他承諾要為職工增收創造條件，職工當年人均增收不少於100元。另外，他還提出要在半年內為一線職工建三棟公寓，並對領導班子進行分工，以達到一手抓責任製，一手抓建房和福利，並由一位副廠長負責建新房事宜。
這個承諾讓玉溪卷煙廠的職工都沸騰起來了，但沒過幾天又轉入沉寂。原來，大家興奮過後，都不把這當回事兒，以為褚時健像以前的領導一樣愛吹牛。再說，即使建新房，首先安排的也是領導和領導的親信。
不僅普通職工不信，就連基建科科長也不信。職工大會定下來的事情就像沒發生過一樣，在褚時健的反複催促下，基建科科長和該科的另一個職工卻給他遞上了一張長假條。褚時健大為光火，他當即將基建科科長撤了職，幾乎解散了這個科。他找來一支農民工建築隊，這支建築隊由附近一個村莊的農民組成，他們在幾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的帶領下千得又快又好。四個月後，三幢樓房竣工，96戶一線職工領到了新房的鑰匙。
褚時健開始有威信了，大多數職工開始相信他是一位說話算數、為職工利益考慮的領導。很多年後，褚時健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當時有欣喜若狂的職工對他說：“領導心中有‘人’字，我們心中就有‘家’字，工廠就是家。”這種滿是修飾的語句看起來不是那麼真實自然，這大概是員工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不斷被教育的結果，這種教育使得他們在表達感謝的時候也總是小心翼翼，不自覺地拔高意義。但是，相信在他們眼中，褚時健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幫褚時健給職工蓋房子的這支建築隊，給褚時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後來他把玉溪卷煙廠的一些配套項目也給了這個村，幫助他們發展鄉鎮企業，使這個村後來成了“雲南第一村”，而褚時健晚年也落腳於此，成了這裏的一個村民。此是後話。
此外，他通過建築民工了解到，這個村莊每天向市場提供40-50頭肥豬，是玉溪周邊市場占有率最大的豬肉供應商。褚時健立馬和他們商量，讓他們每天把一半豬肉直接送到玉溪卷煙廠來。這樣，他按每人每月八公斤肉食的營養標準來給職工配置夥食。像邱建康那樣經常感到饑餓的人的苦日子從此結束了。
在之前的一段日子，雲南肉類供應不足，職工食堂鮮見肉星兒。而鄰近的四川省，在改革開放未啟之際就率先發展糧食生產，不僅糧食增產，豬肉也出現了大量過剩。於是，在雙方的協商下，四川煙草公司把四川的火腿拉到玉溪，玉溪卷煙廠用香煙和他們進行串換，之後再低價把火腿賣給職工。這個時候，“紅梅”已經開始有點兒緊俏了。
此外，褚時健還用香煙和廣東商人換來家用電器，也是低價賣給職工。
說是串換，其實不然。他們按國家標準定下出廠價，把香煙賣給這些商人。國家定價和市場價之間有一個不小的差價，這些商人當然樂得要煙。而褚時健也有相應要求，對方的產品必須給一個不錯的折扣，無論是豐田汽車，還是四川火腿、廣東家電，都是如此。
褚時健實際上沒花幾文錢，玉溪卷煙廠職工的生活就變得今非昔比了。
敗於質量：铩羽而歸的銷售之旅
經過幾個月的整頓，1980年下半年，新出品的“紅梅”“紅塔山”看起來有了許多改進。褚時健要求大家都到市場上去體驗，從黨委書記、副廠長到一線員工，大家都背上新出品的“紅梅”和“紅塔山”，到昆明的大街上吆喝路人免費吸，並保證次品包換。
褚時健自己也不例外，他選擇了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州市。他聽說這裏的香煙能夠隨行就市，而昆明卷煙廠生產的“大重九”香煙在廣州就很受歡迎。
有一天，他走進了廣州一家友誼商店，想看看能否通過這些外國人經常光顧的商店買些“兌換券”。這種券類似於美元，是當時進口物品最好用的“貨幣”，玉溪卷炳廠購買進口輔料正急需外彙。這家店主告訴他，“大重九”有多少要多少，而當他把隨身帶著的“紅塔山”和“紅梅”拿出來的時候，店主就用客套話來打發他了。他給這家店的主人發了幾支“紅塔山”和“紅梅”，希望他和顧客能品吸一下。但讓他深受刺激的是，當他過了一會兒返回來的時候，“紅塔山”和“紅梅”被當作垃圾扔到了地上，正等著被清理。頓時，褚時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羞辱。
這絕對是一趟铩羽而歸的銷售之旅。
很多年後，褚時健回憶起這件事，還是記憶猶新。他認為這件事是兩方麵的，一方麵被羞辱，被深深地刺痛了；另一方麵，更使他下決心一定要把產品的質量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