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人，固有的風格使他們永遠處於一種中不溜的地位。勤勞是他們的本分，保守是他們的性格。拙於口才，做生意總是虧本，出遠門不習慣，隻有小打小鬧。對於河南、湖北人的大吃大喝，他們並不饞眼，看見河南、湖北人的大苦大累反倒相譏。他們是真正的安分農民，長年在土坷垃裏勞作。土地包產到戶後，地裏的活一旦做完，油鹽醬醋的零花錢來源就靠打些麻繩了。走進每一家，門道裏都安有擰繩車子，婆娘們盤腳而坐，一手搖車把，一手加草，一抖一抖的，車輪轉得是一個虛的圓團，車軸杆的單股草繩就發瘋似的腫大。再就是男子們在院子裏開始合繩：十股八股單繩拉直，兩邊一起上勁，長繩就抖得眼花繚亂，白天裏，日光在上邊跳，夜晚裏，月光在上邊碎，然後四股合一條，如長蛇一樣扔滿了一地。一條繩交給國家收購站，錢是賺不了幾分，但他們個個身寬體胖，又年高壽長。河南人、湖北人請教養身之道，回答是：不研究行情，夜裏睡得香，心便寬；不心重賺錢，茶飯不好，卻吃得及時，便自然體胖。河南、湖北人自然看不上這養身之道，但卻極願意與陝西人相處，因為他們極其厚道，街前街後的樹多是他們栽植，道路多是他們修鋪，他們注意文化，晚輩裏多有高中畢業，能畫中堂上的老虎，能寫門框上的對聯，清夜月下，悠悠有吹簫彈琴的，又是陝西人氏。“寧叫人虧我，不叫我虧人”，因而多少年來，公安人員的摩托車始終未在陝西人家的門前停過。
三省人如此不同，但卻和諧地統一在這條街上。地域的限製，使他們不可能分裂仇恨，他們各自保持著本省的尊嚴，但團結友愛卻是他們共同的追求。街中的一條溪水，利用起來，在街東頭修起閘門，水分三股，三股水打起三個水輪，一是湖北人用來帶動壓麵機，一是河南人用來帶動軋花機，一是陝西人用來帶動磨麵機。每到夏天傍晚，當街那棵垂柳下就安起一張小桌打撲克，一張桌坐了三省，代表各是兩人，輪換交替，圍著觀看的卻是三省的老老少少，當然有輸有贏，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月月有節，正月十五，二月初二，五月端午，八月中秋，再是臘月初八，大年三十，陝西商店給所有人供應雞蛋，湖北商店給所有人供應白糖，河南就又是粉條，又是煙酒。票證在這裏無用，後門在這裏失去環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省槍聲炮聲一片，這條街上風平浪靜；陝西境內一亂，陝西人就跑到湖北境內，湖北境內一亂，湖北人就跑到河南境內。他們各是各的避風港，各是各的保護人。各家婦女，最拿手的是各省的烹調，但又能做得兩省的飯菜。孩子們地道的是本省語言，卻又能精通兩省的方言土語。任何一家蓋房了，所有人都來“送菜”，送菜者，並不僅僅送菜，有肉的拿肉，有酒的提酒，來者對於主人都是幫工，主人對於幫工都待如至客；一間新房便將三省人扭和在一起了。一家姑娘出嫁，三省人來送“湯”，一家兒子結婚，新娘子三省沿家磕頭作拜。街中有一家陝西人，姓荊，六十三歲，長身長臉，女兒八個，八個女兒三個嫁河南，三個嫁湖北，兩個留陝西，人稱“三省總督”。老荊五十八歲開始過壽日，壽日時女兒、女婿都來，一家人南腔北調語音不同，酸辣鹹甜口味有別，一家熱鬧，三省快樂。
一條白浪街，成為三省邊街，三省的省長他們沒有見過，三縣的縣長也從未到過這裏，但他們各自不僅熟知本省，更熟知別省。街上有三份報紙，流傳閱讀，一家報上登了不正之風的罪惡，秦人罵“瞎□”，楚人罵“操蛋”，豫人罵“狗球”；一家報上刊了振興新聞，秦人說“□”，楚人叫“美”，豫人喊“中”。山高皇帝遠，報紙卻使他們離政策近。隻是可惜他們很少有戲看，陝西人首先搭起戲班子，湖北人也參加，河南人也參加，演秦腔，演豫劇，演漢調。條件差，一把二胡演過《血淚仇》，廣告色塗臉演過《梁秋燕》，以豆腐包披肩演過《智取威虎山》，越鬧越大，《於無聲處》的現代戲也演，《春草闖堂》的古典戲也演。那戲台就在白浪河邊，看的人山人海。一時間，演員成了這裏的頭麵人物。每每過年，這裏興送對聯，大家聯合給演員家送對聯，送的人莊重，被送的人更珍貴，對聯就一直保存一年，完好無缺。那戲台兩邊的對聯，字字鬥般大小，先是以紅紙貼成，後就以紅漆直接在門框上書寫，一邊是：“丹江有船三日過五縣”，一邊是“白浪無波一石踏三省”，橫額是“天時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