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令我吃驚的有另一些發現和感受，是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兒時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覺得有一種味兒，使商州的城鎮與省城西安縮短了距離，也使山堖溝岔與平川道的城鎮縮短了距離。這味兒指什麼，是思想意識？是社會風氣？是人和人的關係？我又不能說準，隻感到商州已經不是往昔的商州。所到的人家，已不待生人為至客，連掏出工作證，甚至報刊記者證來，亦不大生效。必要有熟人相引，方熱情可炙，否則麵雖有笑容，也有禮有節，但絕不啟酒壇炒熏肉拉家常視為知己，也絕不會臨走裝你一袋子木耳、核桃、黃花菜、板栗，送三裏五裏，還頻頻搖手呼之：再來啊！坐下采訪，也不會使他們緊張得一臉狼狽，熱汗滿頭，問一句答一言，句句無過無不及無危險的官話大話空話套話無用話，而是淡然不答，或是口若懸河，說些挖苦話，牢騷話，奚落話，使你覺得有情有理又刻薄尖酸，時不時會將我裝套其中，麵紅耳赤。這還罷了，尤其是在村裏看見大場上一堆一堆麥草秸子如清朝官員收集平放的花翎帽，問起這是誰家的，這家目下情況如何，回答必是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有企羨卻夾著忌妒，有同情又帶著作踐，或者隨你話，答你言，給你個圓溜溜不可捉摸。他們能幹而奸狡，富足而嗇吝，自私，貪婪，冒險，分散。這不免使我憤怒。靜心思索，又感到，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傳統遺風，又滲進了現代的文明時髦，在對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諸多問題上，有傳統的善的東西，有現代的美的東西，也有傳統的惡的東西，也有現代的醜的東西。而這些善的美的、惡的醜的東西，又不同於外地。它是獨特的商州型的，有的來自這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形成的自身，有的來自外邊的流行之風的滲透影響。如此看來，在整個中華民族振興的年代裏，商州人極力在戰勝這個商州的地理環境、社會形態，一方麵也更需要戰勝商州人的自身。
這許許多多感觸感想以此引發的複雜的錯綜的黏糊不清的思考，有的我可以說出，有的意會到了又苦不能道出，有的竟仍處於混沌中。於是，在動筆記錄這些所見所聞的故事之時，陷入極大艱難。我試圖要把這部實錄分為甲本乙本兩組完成，故先寫了幾個新生活的具體變化的篇章，但筆一放開，即不可收，愈寫愈長，最後竟成了獨立的中篇小說。而這種行文已超越了《商州再錄》的統一格式，便隻好刪除，單獨去發表。所以，讀者看到的這個再錄，僅僅是我保留了一些短的，又能統一歸入一定格式的篇章。或者不難看出，寫眼下新的具體事情比較少了，單薄了，這本來是原計劃中的甲本，現既已抽去了再錄中的乙本大部分，也敬請讀者寬恕，而我自信的是，這些所謂甲本的篇章，並不是為了寫過去而寫過去，意在麵對現實，旨在提高當今。我認為，任何行動，任何事業，乃至每一項改革，關鍵是人的素質，而人的素質的培養和提高皆是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清醒其各種美善產生的環境土壤和醜惡產生的環境土壤。不就事論事，而是曆史地考察。這便可以釜底抽薪而止湯沸，便可取沙換土而滅毒菌的。
日前與一些朋友交談，說起當今社會鼓勵人民高效率，高收益，高消費，也就有人鄙夷“發揚延安精神，艱苦奮鬥”。這話初聽，似乎有道理，似乎延安精神不宜當今時代了。但又一想，此話是太偏頗，是歪曲了延安精神的，延安精神之所以提倡艱苦奮鬥，並不是要人艱苦了再艱苦，最後還是艱苦，而主要的是奮鬥。難道當年紅軍北上不是開拓性的壯舉嗎？在延安那個窮山溝裏硬是豐衣足食，不更是一種開拓嗎？延安畢竟是艱苦的過渡地，最後還不是開赴北京，要宣告新中國的誕生嗎？商州目前的情況，也正類同當年的延安，是在艱苦中拚力奮鬥。奮鬥就是擺脫艱苦，一種自然的艱苦，一種人的自身的艱苦。這也正是我的《商州世事》能寫出來的信念和動力，也是我企圖爭取讀者理解的願望。如果事能如此，我便打算往後再繼續到商州去，到山地去，到生活的深處，再錄出一些東西呈獻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