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並不怪，實話決不顧情麵
一提起辜鴻銘，人們的腦海裏總是想到這樣一個形象：在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在五四新文化的氛圍裏拖著一條大辮子，穿著長袍馬褂走在路上的人。辜鴻銘一直是中學課本裏“保守”、“反對新文化”等名詞的代言人。但實際上他學貫中西，有自己的想法，並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這正是他性格叛逆、堅持的一麵。
“五四”前後的北京大學是文化界、教育界最活躍的一塊領地，中西方的各種學術在這裏都異常活躍，當時北京大學的校長是蔡元培。他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來者不拒。當時各路人馬紛至遝來，有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這些新派人物執教，也有堅守中國國粹的複古主義，如劉師培、辜鴻銘等人。
而當時的情況，無疑是新派力量占據上風，而辜鴻銘不為所懼，依然故我，即使群起而攻之也巋然不動，與新文化運動格格不入。
辜鴻銘以他的怪癖成為20世紀20年代轟動京城的一位爭議極大的人物。他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對於西方世界曾經產生過深遠影響。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有名的”，勃蘭兌斯說他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
1856年，辜鴻銘出生在檳榔嶼的一個貧苦的華僑家庭。在他八九歲時隨一位牧師到英國讀書，後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那一年他23歲。之後，他陸續去過德、法、意、奧進修，獲得過文、哲、理、工、神學等博士學位，達13種之多，在眾多博學多才的中國學者中是極為罕見的。他對英、法、德、意、日、俄、希臘以及拉丁文，無不通曉。他對西方文化的研究已達到很深的造詣。
他不僅是語言天才，更是學貫中西的大師級學者。他在東交民巷的六民飯店作英文講演，題目是《中國人的精神》，憑票入場，每張門票售價二元，打破以前學者演講無賣票之說的舊習俗。辜鴻銘的演講在北京的外國人很多都到場了，座無虛席。
他在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他在講授英國詩時，所舉詩人的作品，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與詩集對照，分毫不差。對於他驚人的記憶力令很多人，包括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據女作家淩叔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差地當眾背出千行彌爾頓的《失樂園》，證明他確是具有非凡的才華。
在課堂上，他揮灑自如，海闊天空，旁征博引，充滿了幽默詼諧，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用中文來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來回答中文問題，中間又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閱曆之廣泛、見解之獨到、議論之鋒銳令所有人瞠目結舌。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堂裏總是擠得滿滿的。
他又是怪誕的。提起辜鴻銘，首先想到的民國以後他的那根在北平知識界堪稱一絕的辮子。在民國時代，他堅持保皇。在北大校園裏，他戴瓜皮帽，穿方馬褂，頂紅纓辮，穿雙臉鞋。這樣的打扮講授英國文學總不免滑稽，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疑是另類的，前衛的，也讓人佩服不已。
有一次，一位新應聘而來北京大學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裏，看見一位穿著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拄著根手杖，坐在沙發上運氣。這位英國人向教員室的侍役打聽，這個拖著一根被英國人蔑視為“pig tail”（豬尾巴）的老頭是什麼人？
辜鴻銘就與他交談起來，聽說他是教英國文學的，便用拉丁文與他交談。這位教授頗為尷尬，因為他實在回答不上，辜鴻銘感歎道：“連拉丁文都說不出來，怎麼去教英國文學？”不顧這位教授的情麵，拂袖而去。
他的種種觀點與當時提暢的新文化背道而馳，所以一向被人認為“怪”。一位外國太太反對他所認同的納妾的主張，直問他，既然你認為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那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個丈夫呢？辜鴻銘對她說：“尊敬的夫人，隻有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道理。”
他曾經說過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之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他說在中國隻有他們兩個堪稱表率。
辜鴻銘的一生總是在逆反中度過的。大家認可的，他要反對；大家喜歡的，他不喜歡；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視；人人不屑的，他要嚐試，追求與眾不同，成為他的快樂和驕傲。
慈禧過壽，萬民共祝，他卻公開指責“萬壽無疆，百姓遭殃”。他有著自己鮮明的善惡標準，但他又是徹徹底底的保皇黨，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堪稱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