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憲”皇帝寶座，八抬，金漆加繪五彩花紋，四角盤龍，椅腳雕金漆小獅，是袁做皇帝時特製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後隨曲柄“影傘”一頂。杠夫頭戴金邊大黃帽，身穿緙絲鑾駕衣，黃套褲，青布靴。
挽聯幾十對，由執事手持行送。
執紼賓客，內有外交使節，清室代表（送到中華門止）。又有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軍服，文官穿黑紗馬褂和藍色長袍，胸掛白花，臂圍黑紗。他們都步行送喪。
女眷送葬轎子分為三等：
白布轎，無頂，坐著袁的大太太、女兒、媳婦等。藍白相間的布轎，坐著姨太太等。藍黑相間的布轎，坐著遠親及袁世凱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種轎子共一二百乘。此外，還有馬車，坐著政府高級官吏的眷屬。
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喪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頭的隊伍已到西車站，後麵的大杠還在新華門口。儀仗到了西車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隊伍，等候靈車開行。
西車站外，由“棚陳”及“貴壽彩子行”預先搭就藍白布素彩五門牌坊一座，三層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擱在金漆木凳上，由執紼的國務總理主祭，文武官吏（文東武西）排隊陪祭。祭畢，改用24名軟杠，把袁柩抬到車站月台，上靈車。這輛靈車是京漢路局事先改裝的清朝隆裕太後的靈車。
列車開動時，由軍隊鳴禮炮101響。
這一天，京漢路客車停駛。除了袁世凱的靈車外還特為袁家開駛了兩列車。一列車載運衛兵、消防隊、轎夫、杠夫、鼓樂、紮把匠、紮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餘人，這列車還裝著大杠、小杠、素轎、香亭、影亭、彩亭、鬆亭、各色冥器以及喪禮處需用的家具雜物等。袁生前的坐騎一匹也掛了一節棚車運去。另一列車是送葬的袁世凱舊部和政府高級官吏乘坐的。這兩列車在靈車後開，但早半天到達彰德以便迎靈。
在西車站附近，觀看的人群十分擁擠，擔任警衛的警察、保安隊對擁擠的人們和路旁的黃包車動輒揮鞭亂打，有些車輛竟被打壞。正陽門橋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陣擁擠，有幾個人竟被擠倒，與橋上的欄杆一同掉入河裏。這種意外的事態，當時報紙未敢登載。
因袁世凱生前遺囑，死後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凱的靈柩運往洹上村入葬。
黎元洪瀛台新主
當20世紀晨曦微露之際，曆經200多年風雨滄桑的大清帝國，正步履蹣跚地走向其曆史的盡頭。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編練新式軍隊，企圖孤注一擲，垂死掙紮。隨著編練新軍熱潮的逐漸升級，從北方的直隸和南方的武漢有兩支陸軍精銳脫穎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另一支則是張之洞的“南洋新軍”。在清廷自1906年以後所舉行的曆次秋操中，南北兩支勁旅在各軍中爭領風騷，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別是“南洋新軍”曾在盛況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對北軍三戰三捷，大出風頭，威名遠揚，被視為新軍之冠。而幾次臨陣指揮的南軍統帥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舉世公認的“南洋名將”。
但事實上，所謂的“南洋名將”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軍發起攻擊，其中數發炮彈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煙蔽日，烈焰衝天。黎元洪再也顧不得都督的“威嚴”，慌忙上轎出城，一口氣逃出60餘裏，才停住腳步。
盡管如此，當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黎元洪被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兼領湖北都督。
但竊國大盜袁世凱得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惱羞成怒，竟恬不知恥地叫囂“他們這樣做，將置我於何地？”於是，立即使出其翻雲覆雨的招數，下令中斷正在進行中的南北議和，使北洋軍再次炮轟武昌，來勢洶洶，殺氣騰騰。
孫中山以大局為重，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於2月13日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並舉薦袁世凱繼任，在辭呈中特別提出要以建都南京……
袁世凱不愧為亂世奸雄，他深知孫中山之舉意在調虎離山，使其不能為所欲為，故藉口北方局勢不穩，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為都。
黎元洪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之後又一次被選為副總統。眼看南北二巨頭在建都問題上各不相讓，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為之一勃，暗想到：孫中山、袁世凱二人之所以一個要求建都南京，一個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將政敵置於自己的統治範圍之內，使之不能為所欲為，如果能夠乘機說服他們將國都建在武昌，還怕他們不唯我黎元洪的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後，便於2月15日操縱湖北省臨時議會正式作出了所謂“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並公開提出建都武昌的三個理由：第一是“武漢倡義，為全國人心所歸”；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樞”；第三是果如此，則“既滌除北京舊染之汙，亦免蹈建業（即南京）偏安之習”。
與此同時，黎元洪先後致電袁世凱、段祺瑞表明此意，並正式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世凱“駕臨江漢，共同商議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組織計劃”。
袁世凱老謀深算，企圖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與之結成聯盟，共同反對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於是，便用撲朔迷離之語複電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鉤。
黎元洪接到袁世凱的複電後，似乎領悟到袁世凱對武漢地位重要的承認與不反對定都武昌的意圖，心中異常高興。於是，在言行上開始向袁世凱靠攏，並不失時機地向孫中山發難，說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凱在利用黎元洪攻擊孫中山的同時，一麵與蔡元培等人虛以委蛇，表示“極願早日南行”；另一麵則唆使親信曹錕等將領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東西列強也逢場作戲，紛紛調兵遣將，雲集京津，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此時孫中山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
此時黎元洪則如夢方醒，他意識到了自己在袁世凱所導演的這一出新的“逼宮”戲中扮演了一個多麼可憐又多麼可惡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隻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於是，他決定放棄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凱。
3月3日，黎元洪發出了聳人聽聞的“四亡”通電，舉出當前麵臨著“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種種危險，而追根溯源，則“本於爭都之一念”，公然指責孫中山的堅持原則乃“爭意氣”之舉，壓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凱讓步。
孫中山孤掌難鳴，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讓步。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依舊任副總統。兩位前清的奴仆，搖身一變成了創造民國的赫赫元勳。
但好戲還在後頭。
1913年3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治家宋教仁，正當躊躇滿誌實現其政黨內閣宿願之際，不幸被袁世凱陰謀刺殺身亡。消息傳來，全國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凱假共和真國賊的麵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顧全國討袁怒聲震於寰宇，連續發表通電，極力為袁政府辯護，並惡意指責宋案辦案人員和被謀殺罪行激怒的人們是鼓動人心，破壞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時宜地向袁世凱大唱頌歌，說什麼“袁項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隨後還不顧身份，向袁世凱大獻殷勤：“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元洪；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元洪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