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時間不長，這群士兵又來了。這次士兵們好像腰杆硬了，對曹錕說：“總司令請四先生到總部去。”
此時，馮玉祥已組成中華革命軍，自任為總司令，躲在延慶樓裏的曹銳見曹錕擋不住這群士兵，便決定走一趟，看看馮玉祥到底把他怎麼樣。
但曹銳臨離開延慶樓時，將身上的所有錢財統統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別人從他身上得到一分錢。並在換衣服時，偷偷吞吃了許多鴉片煙膏。爾後出門，跟馮軍士兵上了汽車。
汽車徑直開往馮玉祥的總部門口，衛兵將門打開，曹銳的身子卻從車裏滾了出來。原來曹銳服下的鴉片毒發身亡。
曹錕聞知四弟死之後，又是大哭一場。他大罵馮玉祥，要親自去北苑馮軍總部找馮玉祥算賬。但門外的士兵死守大門，無論如何他也走不出延慶樓。
而馮玉祥自有他的心計，不與曹錕見麵，隻是派兵圍困，騷擾，殺掉他身邊的人，而又不殺曹錕本人。他認為，推翻了曹錕的賄選政府，革命就達到目的了。
曹錕被囚延慶樓後，他的親信們便開始四處奔波，想方設法使曹錕恢複自由。
曹錕手下的陸軍次長王坦到延慶樓見曹錕時，曹對王無可奈何地說：“當時你們大家把我擁戴出來，這時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來，怎麼辦都可以，我沒有什麼說的。”
11月1日，馮玉祥派人傳令給曹錕，限其24小時內辭職，遷出新華宮，保證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斷最後處置。
2日，馮玉祥的警備司令鹿鍾麟等人入延慶樓見曹錕，請曹錕移交總統印璽，曹錕拿著大小15顆印璽不禁放聲大哭。爾後，他表示願住東交民巷醫院養病。
11月3日，曹錕被迫辭職，宣告引退。這真是奪印人印被奪，驅人者被人驅，可歎短命總統。
曹錕於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幾天的總統，但其下場比前幾屆總統更慘！
曹錕辭職後，暫居公府原處，所有府內舊有職員及衛兵均可隨便出入，搬運私有物件出府。曹錕的幾個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將解悶。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職，執行臨時政府職權後，下令道：“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道表麵看來措詞十分嚴厲的命令，其實是掩人耳目的把戲，對曹錕，段政府不僅沒有進行公判，反而使曹錕避居六國飯店養尊處優。
1926年，曹錕被釋放，同年9月，曹錕離開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錕見直係已分崩離析，回天無力，便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錕這位大軍閥，中國近代史上顯赫一時的人物，病死天津，終年76歲。
“東北王”曇花一現居仁堂
張作霖，在中國舊軍閥中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個土匪頭目，受撫為清廷營官；經過投機鑽營，扶搖直上，一躍而為民國師長、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後又稱兵關內，攫取北京政權，一直爬上“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寶座。在民國初年，他不僅是個“東北王”，並曾“問鼎中原”，統治華北的廣大地區。當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竊據神器”，成為橫行一時的“梟雄”，統治奉天、東北、華北達13年之久，是民國以來統治北部中國最久的軍閥。
張作霖極端仇視中國革命，鎮壓革命運動：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鎮壓、屠殺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他以“反赤”為座右銘，瘋狂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他絞殺著名的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及“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特務，在帝國主義協助下，不顧一切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包圍、襲擊了蘇聯大使館，捕去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也遭逮捕。
李大釗同誌被捕後，奉係軍閥的劊子手們，用種種酷刑折磨他，剝去他雙手的指甲。但是，這位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沒有透露一句有損於黨、有損於革命利益的言詞。
張作霖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國輿論的公憤。工人、學生、教育界、學者、名流以至他的同鄉，均起而營救。
但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反對，在帝國主義和新舊軍閥及其幫凶們的合謀下，終於以最殘酷的絞刑，處死了李大釗和其他革命黨人。
絞殺李大釗等革命黨人，是張作霖犯下的又一樁滔天罪行。張作霖自以為：過去屠殺辛亥革命黨人張榕等曾使他“飛黃騰達”；現在絞殺共產黨人李大釗，定能取得中外反動派的寵愛，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權。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和反動派的意願相反：盡管張作霖還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隻不過是一時的回光返照罷了！
“四一二”大屠殺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反革命矛頭，直指武漢政府。張作霖也遙相呼應，命奉軍向武漢進攻。但奉軍的進攻，在武漢北伐軍和馮玉祥部隊的反攻下迅速潰敗。4月27日，武漢北伐軍進占駐馬店，5月7日馮軍進占了潼關。而見風使舵的閻錫山也開始與奉軍對峙。奉軍在各方麵的夾擊、包圍之下，不得不狼狽退出河南。此時此刻，張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統治已搖搖欲墜了。
正當張作霖瀕於危亡之際，在蔣介石和武漢政府之間、在武漢地區內部，展開了激烈、複雜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這無疑給張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機會。於是張作霖便利用南軍停止北進的機會進行最後掙紮。
1927年6月8日，蔣介石向張作霖提出條件：要他“信奉三民主義”，將“安國軍”改稱國民革命軍，任“東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維持東北治安，以實現“南北議和”。
張作霖為了穩定北方，繼續求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對等的“資格”與南方談判；為了實現其多年來的“總統夢”，決心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寶座。為此，從6月11日開始，張作霖在北京順承王府召集孫傳芳、張宗昌等奉係將領舉行會議，討論了“和、戰問題”和組織“安國軍政府”、推選政府的最高統帥問題。
16日，孫傳芳按照張作霖的意圖，首先提議：“推戴張作霖為大元帥，組織鞏固的‘安國軍政府’，以完成對南方的用兵問題。”
孫傳芳的提議，得到了張宗昌等參加會議的人的一致讚同。
張作霖見參加會議的人一致推舉他為大元帥，非常高興，站起身來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麼辦，我都依你們就是。”
會後，孫傳芳等七名將領聯名，發出推戴通電。電文說：“因國家久無元首，致時局混亂，而討赤大業，亦在半途。因於此際推戴張大帥為大元帥，收拾時局。”
電文發出之後，即令北方各省軍隊一律改稱“安國軍”，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陲、褚玉璞為第一至第七軍團長。
與此同時，張作霖發出了反革命的“討赤”通電，聲稱：“海內各將帥，不論何黨何派”，隻要“反赤”，“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為友。”這個電報暗示願與蔣介石、閻錫山進行反革命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