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說：“我知道你完全出於公心，講的也有道理。可是，現在情況變了，委員長身邊沒有人啦。徐蚌一敗，蔣的嫡係部隊元氣大傷，精兵名將被共軍收拾得差不多了。劉峙、杜聿明等人都處於危險境地和重圍之中，終要戰死或被俘。西北的胡宗南，全線潰敗在即。武漢的白崇禧，還有李宗仁，他們跟委員長壓根兒就不是一條心。如今還有誰能替他帶兵打仗，替他穩住陣腳？寥寥無幾。他得靠咱們，而不會隨便把我們一腳踢開的。這是一。”
傅作義停了停，繼續說：“在北平的蔣係部隊都願意撤，這是明擺的事，可謂人心所向嘛。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路上遇到阻擊時他們不拚命作戰。再說，美國朋友對我的態度一直不錯，就憑這一點，一心想要得到美國人支持的蔣委員長也不敢把咱們怎麼樣。當然，我們不是一切都依賴美國人，完全聽他們指揮。另外，我們在綏遠還有一些力量，雖然稍嫌單薄，但到了南方尚可發展。當年是那樣困難還打開了局麵，如今的條件可比昔日強多啦。”
最後，傅作義說：“我真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如果中共方麵逼人太甚，不給我地盤，不放被俘官兵，不讓帶出軍隊，不給咱們光明出路，依舊視我為戰爭罪犯，我立即南撤。我可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
王克俊哽咽著，一聲也沒吭。他知道總司令的難處和苦衷，這是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會走的一步險棋。他往沙發背上一靠，兩隻淌著淚水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天花板……
臘月初八，和談代表悄悄出了西直門
1949年1月6日清晨，天氣很冷，幹巴巴的寒風帶著哨音從地上掠過，城裏的行人比往日明顯少得多。這一天恰是中國農曆“臘月初八”，北方有句諺語說：“臘七臘八，凍掉下巴。”
一輛黑色小臥車由李閣老胡同（即力學胡同）悄然駛出，朝著西直門方向開去。
車上坐著二位教授打扮模樣的人，他們就是傅作義派出的正式和談代表周北峰和張東蓀。
西直門到了，車子被攔停下來接受檢查。
一位軍官上前打開車門，看了看車裏的人，驚喜地說：“周主任，您還認識我嗎？”
周北峰愣了愣，仔細瞧了瞧，似乎覺得認識，但又想不起來這位軍官到底是誰，隻好含糊其辭地說：“麵熟得很！”
“我叫衛樹槐。”軍官接著說：“在河曲時，我在軍官訓練團受訓，那時您是我們的政治主任。現在我在101軍當團長，奉命在這裏送你們。”
周北峰、張東蓀不約而同地點點頭，沒有說話，但他們的目光都充滿著信認和感激。軍官又說：“你們出西直門後，直奔萬牲園（即動物園），在前麵白石橋拐彎處，有人接你們。請吧！”
軍官關上車門，敬禮。周北峰、張東蓀招手，告別。
果不其然，車子開到白石橋拐彎處時被人攔住，也是一位軍官。他示意汽車停下，看了看車牌，然後才打開車門，望了望車上的人，說：“汽車不能向前開了，請下車吧！”待周北峰、張東蓀下了車，軍官又說：“這是第二道防線，距前沿戰壕不到500米，你們步行到那裏後，有人會指給你們穿越火線的路線和辦法。我給你們一個條子，把它交給那個人就行啦，他是個連長。”他說著把一張巴掌大的紙條遞給了周北峰。
周北峰和張東蓀一前一後向前沿戰壕走去。他們頭戴毛茸茸的棉皮帽，胳膊夾著皮包，拄著手杖。
天地間籠罩著一股死氣沉沉的寂靜，鉛塊似的雲低低地壓著頭頂，好像要下雪了。他們走了十多米，忽然聽見後麵那位軍官大聲喊道：“喂，請走馬路中間，千萬別走兩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們遵從囑咐，沿馬路中間向前走，轉眼間便到了戰壕附近。從路旁草棚裏走出一個肩挎著衝鋒槍的軍人，他就是周北峰他們要找的那個連長。周北峰把紙條遞了上去。
連長接過紙條，看了看，點點頭，然後指著前方說：“你們過去吧！從昨天到今天這裏很安靜，沒有響過槍。不過，你們還是小心點為好，聽見槍聲就臥倒，等到那邊有人招手再向前去。”
看來，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過，周北峰、張東蓀心裏還是很緊張，畢竟是到了兩軍對峙的交界處。
他們謹慎小心地向前走，走了約100米，突然前麵傳來“站住！”的喊聲。
周北峰、張東蓀立刻收住腳步，順著喊聲望去，前麵不遠的農研所門口外石橋上有六七個解放軍戰士。張東蓀趕忙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白旗，在空中搖晃了幾下。對方似乎明白了什麼，不再喊了，揮手示意讓他們過去。
等周、張來到石橋跟前時，解放軍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倆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好久沒有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張東蓀答道。
一個班長模樣的戰士向前走了幾步，打量了一番兩位教授，然後很嚴肅地說：“你們跟我走！”
兩位教授被帶到了海澱鎮西南角的一個大院裏，受到解放軍一個幹部的迎接。周北峰覺得時候到了，便說出了預先定好的聯絡信號：“我們找王東。”
那個幹部明白了，點頭微笑著說：“歡迎你們！”隨後，又很熱情地招待兩位教授吃了一頓熱氣騰騰的麵條。
周、張長長地籲了口氣。他們感到這半天時間過得很長，好像半年甚至幾年似的。
兩個小時後，他們在另一位解放軍幹部的陪同下乘車來到了西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莊。
汽車在一個大院門口停下，有個軍人正在門口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