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幾十萬大軍兵臨城下時，北平一下子成了世人普遍關注的焦點。
能不能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把這座古都完好地保存下來，已經被曆史性的進程推到了人們麵前。
人心思和。讓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戰火塗炭！
共產黨人是這樣想的，采取了圍而不攻耐心等待的方針，充分運用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等方式。
傅作義等國民黨人也是這樣想的，隻是未下定決心，還有種種顧慮。
一些民主黨派組織和愛國人士也是這樣想的，進行和平活動，呼籲和平。
就連蔣介石恐怕也不是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盡管他另有企圖。
但是，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古都能否完整無損地保存下來，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傅作義的態度如何。
善良的人們都在翹首望著傅作義將軍，盼著他早下決心，實現北平古都的和平移交。北平中共地下黨和眾多愛國人士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促進北平和談。他們不顧個人的安危，穿針引線，慷慨陳詞，耐心說服，奔走呼籲，在沒有硝煙的一線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貢獻，對促成傅作義下決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曆史會牢牢記住那些為古都和平而勞累奔走的人。他們的功績永載史冊！
1948年初，北平地下黨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後改為華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直接組織和領導下，開始做傅作義的工作。根據中共中央和聶榮臻的指示精神，劉仁部長要北平地下黨通過各種關係去接近和影響傅作義周圍的人，爭取他們的合作，然後逐步地做說服傅作義走和談道路的工作。北平地下黨各工作委員會特別是學生工作委員會卓有成效地開展了這項工作，先後聯係到能向傅作義做工作的有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張東蓀等。這些人在不同時間甚至關鍵問題上都發揮了作用，促使了傅作義的轉變。
曾延毅和傅作義原是保定軍校的同學，與傅一起守過涿州，是患難之交。傅當天津警備司令時，曾任該市公安局局長。傅任35軍軍長時，曾是該軍副軍長。抗戰初期太原失守後，曾退出軍界，回到天津家中賦閑。他的女兒曾常寧在天津南開大學哲學係讀書，是中共地下黨員。
劉仁讓北平地下黨學委係統擔任軍事策反工作的王某與曾常寧聯係，先做她父親曾延毅的工作，然後再通過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經過王某的一番努力，曾延毅答應了去北平見傅作義。但是，傅作義對曾延毅不信任，沒談上幾句就冷場了。這是因為，曾在太原失守時臨陣脫逃，傅作義對此很不滿。不過，曾畢竟知道傅作義的一些家底，知道傅作義能聽誰的話，他建議通過劉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劉厚同年近七旬，與傅作義是老鄉，是曾延毅和傅作義的老師。作為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他在人們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劉是傅的智囊，多年來一直為傅出謀劃策。傅對劉很尊敬，也很信任，還能言聽計從。就是這位劉厚同，後來成了北平中共地下黨與傅作義接觸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北平和談的橋梁式的角色。
劉厚同在北平地下黨學委會秘書長崔月犁、地下黨員杜任之和王某等動員下，同意到北平說服傅作義，但也表示這一工作很難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傅作義的曖昧態度和左右徘徊，使人們對他確實琢磨不透。盡管如此，劉厚同還是盡了最大努力做傅作義的工作。
他為北平和平勞累奔走，最後由於年邁辛苦，致使左目失明，對促使傅作義痛下決心起了重要作用，被人們稱譽為“和平老人”。
在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入關前，劉厚同就對傅說：“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勝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敗，軍政人員腐化，蔣介石所作所為不得人心，因此失敗也是必然的了。”當傅對蔣不信任時，劉厚同和傅作義的看法很一致，準備發通電起義。當傅因嫡係部隊被殲、成為戰犯而悲痛欲絕的時候，劉厚同一再勸說傅作義，要他及早下定決心，並對傅講了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曆史故事，啟示他堅決走和平解決問題的道路。
杜任之是教書人，傅作義的同鄉，中共地下黨員，也是民盟成員，公開身份為太原綏靖公署秘書，山西大學講師。他和傅作義有十多年的交往，傅的親信秘書兼政工處副處長閻又文、保健醫生兼惠民醫院院長杜敬之等都是杜任之介紹推薦的。杜敬之是杜任之的胞弟，1937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到傅部工作。
1948年7月，杜任之從太原飛到北平，住進胞弟杜敬之家裏。他與傅作義見麵後，便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因為共黨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險才來北平的。你這裏能不能讓我住下來？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馬上就走。”
傅作義說：“北平不是太原，像你們做大學教授的，誰也沒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勢力範圍抓你們的權力。你住在敬之家就很安全。”
老朋友相見，自然要講幾句心裏話。
傅作義困惑地說：“近些日子我為北平城裏發生的事情很苦惱，學生遊行示威、請願，與軍警衝突，有的學生受了傷，社會輿論攻擊我，人們罵我，你看有什麼辦法？”
杜任之沉思片刻，直截了當地說：“可以找學生運動的領導人談談，在可能的條件下答應他們的要求，還可以通過召開大學教授座談會的辦法疏通情況和思想。”
傅作義是否準備采納這些建議，當時還看不出。
杜任之在北平安頓下來後，很快被傅作義安排在王捷三當院長的華北學院任教授兼政治係主任。他通過民盟負責人吳晗和關世雄找到了崔月犁，又通過杜敬之與劉厚同建立了交往。杜任之根據崔月犁的要求，積極勸導傅作義走和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