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下旬，濟南解放後，杜任之想試探一下傅作義對時局的態度，便通過閻又文再次拜見傅作義。
寒暄之後，言歸正傳。傅作義喜歡朋友之間直來直去地談話。杜任之也從來不在將軍麵前隱瞞自己，他說：“蔣介石寄希望美蘇爆發大戰的幻想該破滅了，宋美齡不久前到美國求援，美國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解放軍打下濟南以後，已進入全麵奪取城市的階段。濟南的失陷，吳化文與解放軍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宜生兄，你對戰爭發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義緩緩說道：“蔣委員長幻想通過美蘇戰爭解決國內問題，宜生從不讚成。要扭轉戰局，必須以自己力量為基點，洋人是靠不住的。”
停了一會兒，傅作義繼續說：“吳化文的投降在濟南戰役中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產黨對他做了策反工作。濟南一城一地的得失，還不能決定戰局。東北除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國軍手裏。華北除石家莊外，大城市也都在國軍手裏，我現在就控製著整個華北的戰局！”
將軍說得很自信，甚至有點狂妄。杜任之的心涼了半截，看來與將軍硬扯和談之事還不是時機，便另找話題談了幾句就起身告辭。
傅作義送他到門口，杜握著傅的手說：“請留步，秋後再見！”
杜任之說這話是有意還是無意？
傅作義沒有細想，也沒有說話。
不過，真正到了秋後時戰爭形勢就逆著傅作義的估計發生了突變。傅作義變得判若兩人，苦悶憂鬱，經常發脾氣，閉門謝客。
1948年11月，北平地下黨學委會書記佘滌清根據聶榮臻和劉仁的指示精神，把傅冬菊從天津調到北平。
佘滌清找傅冬菊談話說：“現在戰爭形勢發展很快，看來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我們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請你把我們黨的意圖轉達給他。”
剛入黨不久的傅冬菊當即表示同意。當然，她知道這是非同尋常的任務，要經受各種考驗。“佘書記，請你談談我的具體任務都有哪些？”
佘滌清說：“你就和你父親一起住在中南海，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動，不得發生問題，及時把了解的情況報告給黨組織。咱們每天都要通通氣，多多溝通。”
傅冬菊帶著組織對她的信賴和期望，住進了中南海，來到了父親身邊。她以父女之情使傅作義在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纏繞中，解除不少憂慮，獲得很多安慰。與此同時，把中共有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的指示轉達給傅作義，並勸說父親與共產黨和談，還將看到和聽到的事情及時地告訴佘滌清、崔月犁。
傅作義到後來思想鬥爭很激烈，有時唉聲歎氣，不吃不睡，發脾氣，咬牙簽、火柴頭，甚至想自殺。連這種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北平地下黨和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都能通過傅冬菊及時掌握。經常出現這種情況：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次日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聶榮臻在表揚北平地下黨的情報工作時說：“你們對傅作義的行動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了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這對我軍做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鄧寶珊是傅作義的前輩，也是結拜兄弟。早年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是一個久負盛譽的國民黨宿將。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與傅作義、馬占山相識，關係甚密，並結拜為結義兄弟。1945年，傅是第12戰區司令長官，馬是副司令長官，鄧是晉陝綏邊區總司令，三個人都在一個戰區。傅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後，鄧是副總司令兼陝綏邊區總司令，長期駐守在綏遠的包頭以南和陝西的榆林一帶。
1948年12月底，傅作義在馬占山的建議與催促下，派專人專機把鄧寶珊接到北平，共商大計。
鄧寶珊到北平後，與傅作義接連幾個通宵討論時局的發展變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移交北平的各種問題。這時，中共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崔月犁與鄧寶珊取得了聯係，他們在南池子北口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家裏麵談了多次。
當崔月犁初次和鄧寶珊會麵時，鄧穿著一身國民黨軍士兵的灰色棉衣，一見麵就說：
“共產黨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的女兒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澤東主席，陝北電台的廣播我也經常聽。”
恰好崔月犁隨身帶著記錄陝北電台新聞的宣傳材料，便隨手送給鄧寶珊一份。他們談論了形勢，交流了看法。鄧對蔣介石必敗的認識是明確的，並說：“先把傅先生的事情辦完，再解決綏遠問題就好辦多了。”
崔說：“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勸他早下決心和談，不要再猶豫了。”
鄧說：“我會竭力勸傅先生棄暗投明的。這點請你放心。”
這是第一次見麵。
他們再次見麵時，天津已經被解放軍圍攻得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軍的大炮也可以打到市中心了。
鄧寶珊帶著懇求的口氣說：“你能不能通知你們軍隊先不要打炮，給我個時間再與傅先生深談一次。”
崔月犁說：“這個意見當然可以考慮。不過，依我之見，留給傅先生的時間不會長了，如果再不下決心，日後肯定會後悔的。”
分手前，鄧寶珊對崔月犁說：“近來軍統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送你一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