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默默點頭。
王稼祥又接著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今天中國經濟中心是在東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適合。
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麵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漶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首都最理想地點是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靠近蘇蒙，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五百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我們政府的首都，應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完，哈哈大笑，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蔣介石的政權基礎是官僚資本，因此定都南京。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定都北平。不過，北平現在還在傅作義手中哩。”
王稼祥興奮地說：“我們的勝利，比預想的要快，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進北平的。”
確立國都，是開國過程中頭一件需要解決的大事。
北平雄踞於廣闊的華北大平原北端，位於北緯39度56分和東經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偉的地理形勢是“北倚山險”，“南控江淮”，“右擁太行”，“左環滄海”。北平山川富麗，氣候宜人。東、北、西三麵群山環繞，東南為北平平原。地勢西北高聳，東南低緩。城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海拔44.4米。全市最高處為靈山，海拔2303米；最低處為通縣柴廠屯一帶，海拔8米。
北平屬中緯度暖溫帶，具有典型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特點。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幹燥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天高氣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氣晴朗。
北平不但有眾多的文物建築，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學府。
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等首腦機關遷至京城，參與籌備新政府的代表也絕大多數會聚於此。
從這種種條件考慮，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和專家顧問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審議討論了第六小組關於國都的意見後，一致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平，並從當天開始正式改北平為北京。
北京重立為國都，開始了輝煌而嶄新的曆史！
毛澤東風趣地說：就是耶穌也不壞嘛
新中國一建立，無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紀年的問題。
關於紀年，籌備會第六小組成員和專家們在討論和座談時意見分歧較大。
有人說：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元。
有人主張：從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開始。
還有人提議：從幾千年前黃帝即位開始。
經過一番查閱，發現世界上采用本國紀年的隻是少數國家，絕大多數國家采用公元紀年。
經過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紀年。因為這是國際上通用的紀元，既統一，用起來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區早就開始使用公元紀年了。
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協商國旗、國歌等問題會議時，大多數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紀年，但有人反對：“我們采用公元為紀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時采用其他紀年。”
毛澤東發言說：“老百姓要用其他紀年，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不能製定法律去處罰他們。”
“過去用中華民國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們學會用了。但是，我們的政府還是要有個決定：采用哪個年號。”
黃炎培發言說：“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有人說采用公元紀年是以耶穌降生之年為紀元，是基督教國家的年號。據我們調查了解，其實許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國家也采用以公元為紀年。現在公元紀年已成為國際習慣通用的年號。少數國家采用本國紀元，但在行文寫到本國紀年時，常常還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煩得很。”
聽了黃炎培的話，毛澤東風趣而幽默地插話道：“就是耶穌也不壞嘛！耶穌和今天某些國家借推行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並不一樣。”
會上討論熱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為新中國紀年。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本年為1949年。
徐悲鴻為確定國歌徹夜難眠
世界上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歌。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民眾共同心聲的表達和共同意誌的體現，能起到統一人們思想、激發民族愛國情感、催人奮進的巨大作用。但創作或確定能代表一個國家全體民眾共同心聲的國歌是相當不易的。
在籌備新中國的過程中，確定國歌也經曆了一番曲折過程。
新政協籌備會的征稿啟事發出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的國歌歌詞、歌譜694首，其中有籌備會成員如郭沫若、馬敘倫、歐陽予倩、馮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組在評審國歌時，選了一部分歌詞、歌譜印發給大家，對有的歌譜還組織樂隊進行演奏。
遺憾的是，征集來的歌詞、歌譜都不太理想。
在討論時，大家認為在短時間內創作出理想的國歌詞、譜是困難的。
商議的結果，傾向於在國歌未製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作國歌的人便是著名畫家徐悲鴻。
新政協籌備會黨委會接到的馬敘倫和沈雁冰關於國歌選評情況的報告稱：“經本組慎重研討，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有計劃地征集一次，將選取者製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後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可以完成。”
然而，沒有國歌的開國典禮，至少會使大典的氣氛和人們的心情受到影響。常委們十分著急。
毛澤東親自來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員、第六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顧問以及各界人士座談國歌之事。
座談會一開始，出現冷場，無人發言。
大家都在思考。
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必須具有莊嚴性，如此雅俗共賞的歌曲創作實屬不易。而且，國歌是代表一個國家，尤其是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鴻站起來說：“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
在去中南海開座談會之前，徐悲鴻已經為國歌的事情幾度夜難安寐，輾轉反側了。他對夫人廖靜文說：“我準備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那怎麼可以，歌詞裏不是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不好吧？”廖靜文說。
“你知道法國的《馬賽曲》嗎？那就是一支很悲壯的歌曲。”徐悲鴻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對這首法國國歌印象很深。他為廖靜文唱了一遍：
前進！前進！祖國的兒郎，
那光榮的時刻已來臨！
專製暴政在壓迫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