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處在殘殺人民，
他們從你的懷抱裏，
殺死你的妻子和兒女。
公民們，武裝起來！
公民們，投入戰鬥！
前進前進！萬眾一心
把敵人消滅淨……
“你看，這歌詞的味道和《義勇軍進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鴻說，“抗日戰爭中《義勇軍進行曲》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今天，它仍將鼓舞人民以昂揚的精神繼續前進。”
廖靜文終於點了點頭。
徐悲鴻的建議立即得到周恩來的響應。周恩來發言說，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於演奏。
建築學家梁思成說，我記得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美國青年。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這支歌吧。
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說：“國歌是一個國家的歌，它的產生應該有曆史背景，如法國的馬賽曲，還有國際歌。這些歌曲在法國大革命、蘇聯十月革命中喚起了廣大人民。《義勇軍進行曲》產生於抗戰時期，喚起民眾向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保衛祖國的神聖戰鬥。還有，這支歌可以用來紀念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耳。另外，在國際間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國，同美國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羅伯遜見麵時，他說他愛唱《義勇軍進行曲》。美國的中學生、小學生從廣播電台和電影中學會了這支歌，無論在娛樂場所還是朋友間都唱。羅伯遜問，這是不是你們的國歌？我說，不是，我們的國歌是喪歌。當然，那是指國民黨時期。這樣看，《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確已建立起偉大的曆史地位。按一個歌曲本身講，好壞不靠幾位音樂專家評判，而是需要廣大人民去下判斷。《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內國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頌揚，所以按它本身價值，也應采用作國歌。歌詞可以按新的國內外情況編擬，這是兄弟本著在國外作宣傳工作的經驗，提供的一點意見。兄弟希望能采用聶耳的歌譜，歌詞另擬。”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新中國即將成立了，中華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東方，而這首歌當中還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
周恩來回答說：這首歌在曆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盡管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後還可能有戰爭，還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個接一個表態同意《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最後，毛澤東總結說：“既然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終於勝利了，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原詞好。”
大家對毛澤東的講話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著，毛澤東綜合了座談會上眾人的意見，宣布通過了徐悲鴻的建議。
這首在倉促中寫在香煙襯紙上的歌詞和聶耳的譜曲同樣受到了政協一屆代表的喜愛，全體代表一致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製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在血與火的年代。
“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到肥沃的華北平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共產黨員田漢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發現音樂界的一些人，或寫靡靡之音，或寫藝術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寫救亡歌曲，但因為思想感情的原因，這些歌曲無力在民眾中流傳。
田漢決定要寫一些能喚起民眾、鼓舞人民鬥誌的歌曲。此時，他正在為上海電通影業公司編寫《風雲兒女》的梗概。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線的故事。劇本著重描寫了從東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漢為影片的主人公詩人辛白華設計了一節詩稿：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田漢寫出歌詞不久，就被投入鐵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劇作，把梗概改編成電影，歌詞交給共產黨員聶耳。
正在華聯公司搞音樂的聶耳和田漢既是同誌又是朋友，而且田漢是聶耳的入黨介紹人。他們常在一起談論國事，並多次合作歌曲。
聶耳拿到田漢歌詞的時候，也得到敵人即將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黨決定讓聶耳出國暫避一段。出國前，聶耳連夜突擊拿出了曲譜。這支歌的每個音符都充滿了強烈的戰鬥氣氛，鏗鏘有力，渾然一體。前奏曲像嘹亮的進軍號，連著三個“起來”，把音調推向高潮。結尾不但堅定有力，而且有繞梁不絕之感。
1935年7月，田漢由南京憲兵司令部獲釋出獄的當天，適逢《風雲兒女》首映式。作為電影主題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問世。但曲作者聶耳再也聽不到這支昂揚向上的進行曲了。年僅24歲的聶耳，不幸歿於日本藤澤市海濱的波濤中。《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的絕唱。
然而，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隨著“一二？九”運動的興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國大地。
美國朋友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過一篇題名為《反抗的歌聲》的文章，談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聽到人們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動人場麵。大約是1938年5月，他路過天津青年會堂體育館時，遠遠聽到一陣有力的歌聲，原來是天津青年會的秘書劉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義勇軍進行曲》。愛潑斯坦覺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個口號。他在文中寫道：“這種類型的歌曲隻要聽到一次就會終生難忘。它的急促而充滿勝利的信心的詞句，像是一位緊張得喉嚨沙啞的指揮員在戰鬥打響之前作動員報告。”
聶耳死後，郭沫若親筆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並撰寫墓誌銘，全文是：“聶耳同誌，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鼓卑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壯然而宏誌士之誌，毅然而趣於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民族並壽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聶耳》時，結尾處理為聶耳站在甲板上，輪船向遠方航行。周恩來看完樣片，建議結尾改成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邊行進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鏡頭。周恩來說，應該唱到天安門。
藝術的各門類是相通的，徐悲鴻不僅憑藝術感覺，更憑他一生中的磨難，真正認識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非凡的歌曲。開國大典時，徐悲鴻作為政協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聽到了那莊嚴的樂曲。
四年後徐悲鴻病逝。他當然不會知道他提議的代國歌在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改國歌歌詞。全國人大許多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許多委員和各界人士都建議恢複國歌原詞。
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恢複《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昂揚的歌曲響徹山川湖濱。天安門城樓前，每天迎著曙光都要升起莊嚴的國旗，響起雄壯的國歌。它早已成為全中國人民奮進的號角，與中國的民族精神渾然凝為一體！
第三節 同誌努力終成功莊嚴時刻亦逸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