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藏少數分裂主義者把持噶廈政府，仍繼續同中央頑固對抗。在和平談判問題上，西藏當局原於1950年2月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印度噶倫堡，竟然荒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義要求與中央政府在香港談判“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李維漢複函嚴正指出：“隻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談西藏地方方麵事務的代表團，不能稱作西藏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健兩次會見西藏代表團官員廈格巴等人，闡明中央的立場及關於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要他們迅速到北京談判。該團接噶廈密電稱難以接受中央的條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薩請示，故意拖延時間，以達到遲滯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的目的。
對於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勸和的代表團，噶廈政府用盡了阻撓、攔截直至加害等各種手段。當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愛國活佛格達致電朱德總司令，主動請求去拉薩促進和談，朱德複電請他在安全有保證的條件下方可前往。格達活佛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勵，毅然於7月10日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從甘孜啟程赴西藏。格達活佛一行攜中央的十項條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眾宣傳中央的政策，以親身所見介紹人民解放軍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廟的事實，勸說土司、頭人、藏軍官兵勿以解放軍為敵。7月24日，格達抵昌都，向拉魯總管說明來意，並寫信給拉薩的熟人舊友，表示即將前往促進和談。格達入藏勸和的愛國義舉，在西藏僧俗各界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引起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的忌恨。噶廈密示務將格達提留於昌都，不準繼續西行。昌都的分裂主義分子夥同英國特務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秘密在茶水裏下毒，致格達飲茶中毒後將他軟禁，不準與隨行人員和善男信女接近。格達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際，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薩一見達賴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這更引起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的恐懼，再次暗下毒藥。8月22日，格達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圓寂後全身烏黑，皮膚觸手即行脫落，其狀慘不忍睹。
格達活佛的被害，實為一樁於教於法於理均不見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眾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與昌都隔江相望的18軍進藏部隊指戰員，更是群情激奮，紛紛請戰。三天之後，中央軍委批準了西南局關於10月中旬占領昌都的作戰計劃。26日，西南軍區下達了關於昌都戰役的作戰命令。局勢的發展證實了毛澤東所言：解放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結於康藏金沙江東岸的人民解放軍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國大陸的最後一戰，隻待扣弦即發……
昌都之戰
位於瀾滄江上遊兩大支流交彙處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經之路，也是藏東扼進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廈在昌都設置了總管署，並陸續向這裏增兵。藏軍全部17個代本（團）中，號稱能征善戰的10個代本基本上被調至藏東，並配有英美式武器裝備，加上民兵共計8000餘人，分別部署在以昌都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區，企圖倚仗其軍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際上圍繞西藏問題的新動向。鑒於印度已發表聲明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惟希望和平解決勿用武力；英國也改變了不允許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的態度，毛澤東認為：“如我軍能於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為此，他在審閱昌都戰役計劃時，指示西南局一方麵要對藏軍的戰鬥力有足夠的估計，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並保證到昌都的公路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另一方麵，在占領昌都後，暫不進拉薩，並將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麵表示和平解決的誠意。這是一個“以和為上，以打促談”的精心部署。昌都戰役部署就緒後，毛澤東在8月29日的一個批示中，讓外交部向印度方麵透露：我軍就要向西藏前進了，希望西藏代表團能於9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並請印度政府給予可能的協助。正所謂有言在先，莫謂言之不預也。
從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當局醒悟，希望他們能自己敞開談判的大門。可是，拉薩的真實意圖不過是打著“談判”的幌子，欺騙世界輿論，延宕對西藏的解放。盡管中央通過新任駐印大使袁仲賢，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團在規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卻依然滯留印度，遲遲不來北京。然而，等待不是無限期的。進軍行動從任何角度講都不可能再推遲。在中央對西藏當局的政治爭取做到仁至義盡之後，必須采取必要軍事行動，對集結於昌都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前進的藏軍給以堅決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