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既與明構兵，豈能即圖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時小勞苦耳！朕所慮者大也。苟惜一時之勞，何以成將來遠大之業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築城，而廬舍各自營建。如此雖暫勞，亦永逸已。（《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第8卷）
眾貝勒大臣同意努爾哈赤另築新城之議，後金汗即命在遼陽城東太子河畔，興築遼陽京城宮殿、城池、壇廟、衙署，是為東京。據乾隆《盛京通誌》記載：
東京城在太子河東，離遼陽州城八裏，天命六年建。周圍六裏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廣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門八：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韶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順，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顯德，北向者左曰懷遠、右曰安遠。（《盛京通誌》第5卷）
營建東京，大興徭役，征發降民，夫役繁苦，引起遼沈漢民的不滿與反抗。然而，後金遷都遼陽，是努爾哈赤的重要決策，也是女真發展史上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這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和英明果斷。從此，努爾哈赤將明朝統治東北的政治中心，變為後金的都城；將明朝對抗後金的前線，變成後金進攻明朝的基地。努爾哈赤在東京統治達四年之久，最後遷都沈陽。
沈陽城當時僅有遼陽城一半大。如熊廷弼所說：“況遼城之大，兩倍於沈陽有奇。”（《明經世文編》第6冊）但是，後金汗努爾哈赤最早看出沈陽比遼陽更有發展前途，於是提議遷都沈陽。天啟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三月，後金汗與諸貝勒大臣就遷都沈陽一事，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沈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沈陽渾河通蘇蘇河（蘇克素滸河），於蘇蘇河（蘇克素滸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日至沈陽。（《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第4卷）
後金汗努爾哈赤分析了沈陽在地理、政治、經濟、軍事和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之後，認為它是“形勝之地”，便於控製整個東北地區，決定後金政治中心由遼陽遷至沈陽。從此，沈陽發展成為我國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後稱沈陽為盛京。盛京，滿文音譯為穆克屯和屯，簡稱穆克屯。其滿文體為Mukden hoton，Mukden意為興盛，hoton意為城郭，合意譯為盛京。後金遷都沈陽後，開始改建沈陽城，興修沈陽宮殿。先是，努爾哈赤凡遇大事或宴賞，則張天幕八座，為八旗諸王大臣分列處座之所。他遷都沈陽後，住居在一座二進式宮院裏，其前有宮門三楹，門內為一進院，院內正中突起高台，上有穿堂。其後，為二進院，中為正殿三楹，東西各有配殿三楹，均為懸山夾前後廊式建築。但是，努爾哈赤為著典禮與議政之需，命將昔時設置天幕營帳之製，興建為大政殿前之十王亭。這也是遼、金以來“帳殿”之遺意。大政殿和十王亭是沈陽宮殿的主體建築，也是後金汗努爾哈赤進行統治的權力中心。大政殿坐北朝南，宏偉壯麗，金碧輝煌。基台周圍用雕刻構件壘砌，紋飾生動，造型優美。台基上矗立朱紅圓柱，正麵有金色雙龍盤繞，玲瓏剔透秀麗，象征威嚴吉祥。它為亭子式八角重簷建築，殿頂滿鋪黃琉璃瓦，緣鑲綠色剪邊，上列十六道五彩琉璃脊。這種重簷廡殿、木架結構、丹漆彩繪和五彩琉璃，是漢族傳統的建築形式。大殿內的梵文天花，又具有少數民族的建築特點。大政殿八脊頂端聚成尖狀，上麵安設相輪寶珠與八個力士的寶頂，具有喇嘛教色彩。大政殿左右列署為十王亭，即右翼王亭、正黃旗亭、正紅旗亭、正白旗亭、正藍旗亭，左翼王亭、鑲黃旗亭、鑲紅旗亭、鑲白旗亭、鑲藍旗亭。大政殿與十王亭合成一組完整的建築群。它既是後金汗與八和碩貝勒等議政的殿亭，又是八旗製度在宮殿建築上的反映。
總之，努爾哈赤從費阿拉到沈陽，為加強和發展其統治權力而走過了漫長的曆程。他進入遼沈地區後的許多重大軍政，都是在遼陽或沈陽決策與實施的。其中一項就是西渡遼河，進攻寧遠。
§§第十四章 神話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