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特別是唐宋）許多著名的文學家，就其本意來看，他們的人生追求並不是當什麼文學家。他們孜孜以求的是做官從政，輔君濟世，仁政愛民，文章不過是“餘事”而已。柳宗元也不例外。他一生的政治追求是“以輔時及物為道”“利安元元為務”。柳宗元出任監察禦史裏行，成為朝廷的近侍官，可謂仕途上展現出一派光明前景。
在禦史台，柳宗元與韓愈、劉禹錫同官，關係密切，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但這一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叔文。王叔文是越州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人，出身低下，知曉民間疾苦，因其會下棋而被選入東宮，做太子李誦的侍棋。他在李誦身邊十幾年，逐漸取得了李誦的信任。唐德宗是一個貪婪、昏庸而又剛愎自用的人物。社會政治黑暗，社會矛盾尖銳，李誦對此頗為不滿，力求改革。由於政治觀點的接近，侍讀王伾、侍棋王叔文等以太子李誦為靠山，逐漸形成了一個革新集團，又積極吸納像劉禹錫、柳宗元這樣一些年輕有才、意氣風發的青年朝官，共謀大事。
此後一段時間，朝廷裏革新派與保守勢力之間的鬥爭相當激烈，而柳宗元始終站在革新派一邊。柳宗元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聲望，在革新派的組織和輿論宣傳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他密切配合朝政所寫的《時令論》《斷刑論》《守道論》《六逆論》等，都成為革新鬥爭的輿論準備，表現了衝鋒陷陣的積極進取精神。
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危，但當了二十年皇儲的太子李誦已患中風，失音不語，宦官集團欲以此為借口圖謀另立太子，而王叔文一派則堅持按計劃擁立李誦即位。由是，朝廷內部激烈的爭執矛盾立即轉化為公開的權力鬥爭。在尖銳而微妙的鬥爭中，王伾入居皇宮，又聯合了同情改革的宦官李忠言。德宗死，宦官勾結部分官僚，陰謀延期發喪，另謀所立。而革新派的骨幹之一淩準在朝堂上公開反對宦官的計劃，得到了鄭絪、衛次公等朝臣的支持，按時發喪，使李誦順利地即位於太極殿，是為順宗。柳宗元親自參加這場權力鬥爭。
革新派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取得了關鍵回合的勝利，但重病的唐順宗已不能親理朝政，文武百官朝見他，也隻能是遠遠望望而已。革新派得手後，立即著手重要的人事安排：韋執誼做了宰相，王伾任散騎常侍、翰林學士，王叔文任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當時朝廷不信任宰相，翰林學士為皇帝起草詔書，號稱“內相”，極有實權。這樣，二王和韋執誼算是把持了朝廷大權。柳宗元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掌禮儀、享祀及貢舉之政，正六品上。這不僅是柳宗元官階晉升了兩品，更重要的是他擔任了尚書省禮部的郎官，進入了革新集團的核心，得到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大好時機。
革新派當政後，迅速實施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諸如廢除宮市和五坊小兒；釋放宮女；減裁宮廷閑員；懲辦貪官汙吏（如將京兆尹李實遠貶通州），起用被迫害的舊臣（如陸贄、陽城、鄭餘慶等）；整頓稅收，薄賦輕徭；抑製宦官和藩鎮，加強中央集權等，贏得了部分民心。柳宗元在革新過程中的具體作用，史料未有詳載，但其起草各種“中央文件”，參與集團的核心機密，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連柳宗元自己後來都承認自己“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寄京兆許孟容書》）。
革新之事進行得如火如荼，但這些措施嚴重觸犯了宦官和保守派官員的既得利益，遭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聯合反攻。四月六日，不讚成改革的李純被立為太子，王叔文獨有憂色，口吟杜甫詠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寄慨。王叔文被削去了翰林學士之職，失去了到翰林院議政的機會；同年六月，王叔文母親病故，隻好停官回家守喪。在革新勢力明顯處於不利地位、朝廷內部權力鬥爭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柳宗元為王叔文的母親寫下了著名的《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表麵是稱頌劉氏，實則是稱頌王叔文。文章突出了王叔文在輔佐順宗時的地位和功績，表明其為人行事之光明正大，對其居喪去職表示惋惜，並流露出希望他東山再起的願望。在政治方向已明顯逆轉之時，柳宗元竟如此義正詞嚴地為革新派做宣傳，為革新事業辯護，表現了他極大的政治勇氣和堅定的鬥爭性。七月，宦官和舊官僚又聯合請太子“監國”。八月五日，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唐憲宗）。隨著最高權力的更替，革新集團就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革新集團立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為期不足半年的永貞革新遂以失敗而告終。
短命的永貞革新失敗了，但其作為中唐時期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運動，其經驗、教訓及意義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柳宗元是一個革新派的失敗者，但他不愧為站在時代政治鬥爭前列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