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特別是唐宋)許多著名的文學家,就其本意來看,他們的人生追求並不是當什麼文學家。他們孜孜以求的是做官從政,輔君濟世,仁政愛民,文章不過是“餘事”而已。柳宗元也不例外。他一生的政治追求是“以輔時及物為道”“利安元元為務”。柳宗元出任監察禦史裏行,成為朝廷的近侍官,可謂仕途上展現出一派光明前景。
在禦史台,柳宗元與韓愈、劉禹錫同官,關係密切,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但這一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叔文。王叔文是越州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人,出身低下,知曉民間疾苦,因其會下棋而被選入東宮,做太子李誦的侍棋。他在李誦身邊十幾年,逐漸取得了李誦的信任。唐德宗是一個貪婪、昏庸而又剛愎自用的人物。社會政治黑暗,社會矛盾尖銳,李誦對此頗為不滿,力求改革。由於政治觀點的接近,侍讀王伾、侍棋王叔文等以太子李誦為靠山,逐漸形成了一個革新集團,又積極吸納像劉禹錫、柳宗元這樣一些年輕有才、意氣風發的青年朝官,共謀大事。
此後一段時間,朝廷裏革新派與保守勢力之間的鬥爭相當激烈,而柳宗元始終站在革新派一邊。柳宗元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聲望,在革新派的組織和輿論宣傳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他密切配合朝政所寫的《時令論》《斷刑論》《守道論》《六逆論》等,都成為革新鬥爭的輿論準備,表現了衝鋒陷陣的積極進取精神。
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危,但當了二十年皇儲的太子李誦已患中風,失音不語,宦官集團欲以此為借口圖謀另立太子,而王叔文一派則堅持按計劃擁立李誦即位。由是,朝廷內部激烈的爭執矛盾立即轉化為公開的權力鬥爭。在尖銳而微妙的鬥爭中,王伾入居皇宮,又聯合了同情改革的宦官李忠言。德宗死,宦官勾結部分官僚,陰謀延期發喪,另謀所立。而革新派的骨幹之一淩準在朝堂上公開反對宦官的計劃,得到了鄭絪、衛次公等朝臣的支持,按時發喪,使李誦順利地即位於太極殿,是為順宗。柳宗元親自參加這場權力鬥爭。
革新派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取得了關鍵回合的勝利,但重病的唐順宗已不能親理朝政,文武百官朝見他,也隻能是遠遠望望而已。革新派得手後,立即著手重要的人事安排:韋執誼做了宰相,王伾任散騎常侍、翰林學士,王叔文任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當時朝廷不信任宰相,翰林學士為皇帝起草詔書,號稱“內相”,極有實權。這樣,二王和韋執誼算是把持了朝廷大權。柳宗元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掌禮儀、享祀及貢舉之政,正六品上。這不僅是柳宗元官階晉升了兩品,更重要的是他擔任了尚書省禮部的郎官,進入了革新集團的核心,得到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大好時機。
革新派當政後,迅速實施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諸如廢除宮市和五坊小兒;釋放宮女;減裁宮廷閑員;懲辦貪官汙吏(如將京兆尹李實遠貶通州),起用被迫害的舊臣(如陸贄、陽城、鄭餘慶等);整頓稅收,薄賦輕徭;抑製宦官和藩鎮,加強中央集權等,贏得了部分民心。柳宗元在革新過程中的具體作用,史料未有詳載,但其起草各種“中央文件”,參與集團的核心機密,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連柳宗元自己後來都承認自己“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寄京兆許孟容書》)。
革新之事進行得如火如荼,但這些措施嚴重觸犯了宦官和保守派官員的既得利益,遭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聯合反攻。四月六日,不讚成改革的李純被立為太子,王叔文獨有憂色,口吟杜甫詠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寄慨。王叔文被削去了翰林學士之職,失去了到翰林院議政的機會;同年六月,王叔文母親病故,隻好停官回家守喪。在革新勢力明顯處於不利地位、朝廷內部權力鬥爭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柳宗元為王叔文的母親寫下了著名的《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表麵是稱頌劉氏,實則是稱頌王叔文。文章突出了王叔文在輔佐順宗時的地位和功績,表明其為人行事之光明正大,對其居喪去職表示惋惜,並流露出希望他東山再起的願望。在政治方向已明顯逆轉之時,柳宗元竟如此義正詞嚴地為革新派做宣傳,為革新事業辯護,表現了他極大的政治勇氣和堅定的鬥爭性。七月,宦官和舊官僚又聯合請太子“監國”。八月五日,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唐憲宗)。隨著最高權力的更替,革新集團就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革新集團立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為期不足半年的永貞革新遂以失敗而告終。
短命的永貞革新失敗了,但其作為中唐時期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運動,其經驗、教訓及意義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柳宗元是一個革新派的失敗者,但他不愧為站在時代政治鬥爭前列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