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之時，因西夏內亂，乘勢對西夏用兵，西夏敗，遂於熙河增設蘭州、於延安增設安疆、米脂等五寨。這無疑是打破了宋仁宗時宋和西夏的邊界格局。哲宗即位後，西夏於元祐二年（1086）派使臣至宋祝賀哲宗登位。使者回西夏，未出宋境，西夏又遣使入境。朝廷深知西夏屢派使者是想請求收回五寨之地，但宋朝的大臣們有主棄，有主守，議而未決。
關於五寨之事，其實從哲宗即位初，朝臣內部便有截然不同的兩派意見。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蘇轍曾上《論蘭州等地狀》。開頭便陳述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主棄五寨者認為：五寨險遠，運輸不便，若竭力固守，必“坐困中國”。與其等將來“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而主守五寨者則認為：蘭州“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若舉而棄之，無異於“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對於爭議，蘇轍力主棄五寨。理由有三：一是哲宗初立，太皇太後聽政，“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若要固守，西戎必爭，一旦開戰，“民力困匱”，此所謂“時可棄不可守”；二是理之曲直。當年仁宗之世，元昊叛命，曲在元昊；而今則是宋占西夏之地，若“惜而不與”，則曲在朝廷。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三是算之多寡。雖棄守各有利弊，但蘇轍認為固守弊大於利。目前守而不戰，費用已達三百餘貫；一旦戰爭不止，費用必然倍增。“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因此，他力主棄五寨，並說：“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
然而，這場爭論並未因蘇轍上疏而中止。於是蘇轍於同年七月七日，又上《再論蘭州等地狀》。他認為：“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仍力主棄五寨之地：“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yì，邊境）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益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複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發，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又說：“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後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遝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由於蘇轍等又一再上疏，陳述棄守之利害，力勸朝廷棄五寨以示恩惠。最終，朝廷采納了蘇轍等人的意見，答應將五寨之地還給西夏，西夏遂服。宋和西夏邊境又歸於相對平靜。
西夏是北宋王朝在西北方的主要外患，北宋主要是以“歲賜”予以安撫，求其不來侵擾。至於棄、守五寨之事，蘇轍等人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力主棄五寨而“安邊息民”，緩和兩國關係，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故不得以“保守”論，更不可以“賣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