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宣仁太後臨朝聽政，起用舊黨，盡廢新法，並對執行新法的人多加貶斥。經過五年左右的時間，局麵趨於穩定。但元豐黨人（變法派）仍分布中外，並且時常製造輿論，以期動搖舊黨的統治。當時的宰相呂大防、劉摯對此十分憂慮，於是就打算適當起用這些人，以此來平息“夙怨”，並稱之謂“調停”。可見，所謂“調停”，即是調和，以此來緩解新舊黨之間的矛盾。對此，宣仁太後疑而未決。蘇轍對此辦法十分不滿，不但“麵斥其非”（當麵指責宰相），並且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埛（jiōng）牧（野外牧場），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隱退。”極言君子小人不可共處之理。如“調停”將“小人”弄到朝廷，無異於引狼入室。
上疏接著又說，對於神宗時的用事之臣（即新法派），“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複留矣。尚賴二聖（哲宗和宣仁太後）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被他們的邪說所迷惑），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隻止於此）哉？必將戕害正人，漸複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意思是說，對於新法派人物，朝廷對他們已經很寬容、仁慈了。但他們隻能在“外”，萬不可返“內”。若招而納之，後患無窮。
蘇轍的“疏”入奏，宣仁太後命宰臣讀於簾前。聽後說：“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忠、奸；君子，小人），其言極中理。”蘇轍的意見，得到宣仁太後的首肯。因為哲宗當時隻是傀儡，宣仁太後大權在握。宣仁後認為蘇轍講得很有道理，諸臣也就“從而和之”。於是“調停”之說也就銷聲匿跡。
北宋中後期的新舊黨爭，歸根結底是執政路線之爭。新舊兩黨，勢如水火，你上台整我，我上台整你；台上人快意，台下人不滿，此勢之必然。呂大防等人因怕新法派人物不高興就想用“調停”之法來調和矛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假如我們拋開所謂“革新”與“保守”的觀念不說，僅以政治鬥爭而論，蘇轍的意見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