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折衝樽俎,中蘇大論戰露鋒芒(3 / 3)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一場蘇聯特務策反的陰謀在秘密進行中。天剛蒙蒙亮,新疆軍區大院裏一片寧靜。軍區副參謀長祖龍泰耶夫向軍區保衛幹部嶽耀禮要了一輛吉普車去伊犁。

“一大早,您一個人去,要不要派個警衛?”嶽耀禮擔心首長安全。

“沒必要!”祖龍泰耶夫說話冷冰冰的。他心裏明白,秘密行動決不能讓漢人知道。

吉普車向伊犁駛去,突然一輛吉普車迎麵開過來,祖龍泰耶夫一看就知道是馬爾國夫如約而來。

兩個俄羅斯族的中國軍官見麵,格外親切;握手不夠,又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兩輛吉普車同時向裕民縣駛去,那裏的蘇僑協會正等著他們的到來。

裕民縣地處邊境,中蘇兩邊的牧民同族同宗,牧羊人常有親朋往來。三年自然災害同樣地影響到這裏的牧民生活,人們向往國界那邊的富裕。

蘇僑協會在克格勃策動下,已組織幾萬邊民等候祖龍泰耶夫指揮逃亡蘇聯。祖龍泰耶夫在人群中停下車來,向群眾發表講話:

“大家不是要吃飽飯嗎?我有辦法!現在聽我的,上蘇聯去!中國搞社會主義,蘇聯也搞社會主義,可老大哥有飯吃,不會餓肚子。誰願到蘇聯去,就去蘇僑協會領僑民證,這樣去蘇聯就合法了。”

人群一哄而散,去領蘇僑證。成千上萬的邊民帶著自己的財產、牲畜向蘇聯奔去。

一場巨大的陰謀就在幾乎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爆發了,這就是1962年4月22日發生的新疆伊塔暴亂事件。

從伊犁到塔城地區、20多個縣,三千多公裏的中蘇邊境線上,幾個重要的邊境口岸,人流滾滾、如春潮湧動。白天,蘇聯當局用高倍播音器指路;夜間,打開強力探照燈,照亮中國境內幾公裏的邊境路線。在此後的幾個月裏,新疆共有6.7萬邊民逃到了蘇聯,有兩個縣跑得隻剩下幾百人。

伊塔事件是戰後世界上著名的邊民外逃事件,它是中蘇關係惡化的重要標誌。

邊民大逃亡事件,迅速傳到北京。毛澤東立即判斷是老大哥搞的鬼把戲!蘇聯人把手伸到了我們的軍隊中來,豈有此理!這是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兩黨的論戰不斷加碼。

中共著名的“九評”一篇篇刊登出來,打中了蘇聯的痛處。

赫魯曉夫著急了,他急令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請求中共休戰。

契爾沃年科接替大使職務不久,但他了解中蘇論戰的全部過程。他心情沉重,因為他來中國外交部肩負著重要的、而不知能否成功的使命。

他帶來了一封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信。蘇方建議,不要再公開爭論,重開兩黨會談。

兩黨休戰,本是中共中央早前的建議,蘇聯一直不接受。現在被中共打到痛處了。他們要求會談,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以求團結。

鄧小平的脾氣,毛澤東了如指掌,象他這立場堅定的人,最適合對蘇談判。於是,鄧小平再次出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為副團長,成員有楊尚昆、伍修權、劉寧一、康生、潘自力。

正式談判還沒有開始,赫魯曉夫就對《人民日報》發火了。

鄧小平率團赴莫斯科前夕,《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文,答複蘇共中央的來信。文章以理服人,提出了25條建議。

赫魯曉夫大為光火,指責中共的建議是對蘇共的誹謗,旨在加強公開論戰的氣氛。蘇共中央在中共代表團出發前還發表聲明,批評中共。

中共中央猝不及防,在機場發表聲明回敬了蘇共的指責。在這種相互指責的氣氛中,兩黨會談開始了。

7月5日,鄧小平率團到達莫斯科,受到隆重歡迎。宴會在克裏姆林宮舉行,赫魯曉夫親自主持歡迎宴會。

他舉起杯向鄧小平祝酒:

“我們還是希望兩黨能夠消除分歧,蘇聯共產黨已經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是懷有友好感情的。”

“我們也是帶著團結的願望、友好的願望到這裏來的。我們真誠希望消除分歧。”鄧小平神色沉重。他參加了多年的中蘇會談,對這次會談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將繼續堅持。”赫魯曉夫毫無妥協之意。

“即使分歧一時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觀點,不要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繼續擴大到兩國關係上。”鄧小平說。

“至少應該做到在報刊上停止攻擊。”赫魯曉夫有些急切。

“你們發表了告全體黨員書,片麵地攻擊我們,講夠了。我們不攻擊,不用攻擊性語言;但我們還沒有表示態度呢!我們要表明態度。在適當的時機表明態度,叫兩黨全體黨員了解雙方觀點。”鄧小平著重地聲明。

“要團結,必須停止論戰!”赫魯曉夫脾氣急躁,用餐刀敲響菜盤。

“停止論戰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的建議,你們一直沒重視,不接受我們的正確建議,實際上一直在攻擊我們。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停止這種攻擊,我們該答複的總要做出答複。”

與蘇斯洛夫辯論

中蘇兩黨的會談,真是一場大辯論。會談期間,雙方不斷發表政府聲明和報刊文章進行爭論。雙方態度強硬,堅持己見,沒有妥協的跡象。即使在沒有發言稿的即席會談中,也是如此。

蘇聯代表團團長是蘇斯洛夫,成員有波諾馬廖夫、安德羅波夫、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等人。

這次即席會談在蘇共中央小會議室舉行。

中方發言的主要是鄧小平,蘇方發言的主要是蘇斯洛夫。會談的爭論焦點是對華援助問題。蘇斯洛夫極力為蘇聯撤走援華專家辯護:

“蘇聯專家已經很難開展工作。你們的氣氛,無法工作。比如大躍進,搞什麼拔白旗。可見你們對我們專家的態度已使我們無法工作。撤走專家的責任並不在我們,恰恰是你們的做法造成的。據說重慶發電廠的蘇聯專家也叫你們送來了一麵白旗。”

聽到這裏,鄧小平立即指示翻譯李越然等人去核實。

他趕緊離開會談地點,給國內掛了長途,了解真實情況。原來蘇斯洛夫之說實屬以訛傳訛,重慶發電廠送的白旗是一麵白錦緞旗,上麵寫有“真誠友誼,無私援助”,歌頌中蘇友誼。

鄧小平知道真相後,對蘇斯洛夫答道:“蘇斯洛夫同誌講我們給蘇聯專家送了白旗,所以蘇聯才撒走專家。我們核定了,確實送了一麵白旗,是用白色錦鍛做底,鑲有金邊,上麵精心鑲了八個大字:真誠友誼,無私援助。這怎麼說是要趕走蘇聯專家呢!”

他一手拿著香煙,一手放在桌上,表情坦然。隻有那悠悠的香煙直往上冒,或許鄧小平心中的怒火也燒得正旺。

蘇斯洛夫沒有調查,單憑道聽途說,顯得有些不自在。

“可見蘇斯洛夫同誌掌握的情況與事實有何等大的差距!”鄧小平說話語氣較重。

“這種枝節問題不值得糾纏!”蘇斯洛夫想搪塞過去。

鄧小平目光鋒利,直射對方:

“那麼,你們到底為什麼撒走專家呢?你們撤專家,我們一再挽留。因為涉及到我國各主要經濟部門。你們片麵撕毀合同,到底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你們的作法不僅給我們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其實,中國代表團心裏明白,老大哥撤走專家,製造伊塔事件,就是要惡化兩國關係,壓中國共產黨讓步妥協。

鄧小平一席話,用詞深刻,擊中了蘇斯洛夫的痛處。他也明白,蘇聯的行為,不僅違反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準則,也違反了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不仁不義。他手心捏著一把汗,無言以對。

這次會談在緊張的氣氛中不歡而散。

另外一次會談,辯論和平過渡和斯大林問題。自蘇共二十大以來,赫魯曉夫一直認為,帝國主義已經變得明智、務實了,爭取議會多數,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出現可能。中共認為,蘇聯是在美化帝國主義,違背馬列主義,企圖與美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想當超級大國。

科茲洛夫是赫魯曉夫的骨幹分子之一,在1957年的反莫洛托夫政變中,出力不小。在中蘇會談中,他成了赫魯曉夫的代言人。

“國際會議上,你們中國代表團總是持特殊立場,從來不與蘇共中央保持一致。”科茲洛夫指責中共在國際共運中搞特殊化。

“想把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別的國家,強加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別人跟著你的指揮棒轉,這是行不通的。”鄧小平據理力爭。

“我們蘇共總是在抓國際上的大事,抓原則性問題,你們中共總是在那裏抓蒼蠅!”

科茲洛夫氣勢洶洶,想以勢壓人。

“帝國主義的本質會不會改變?對於民族解放運動要不要支持?各兄弟黨要不要堅持獨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則?還有和平過渡、斯大林問題,這些問題難道不是原則性問題嗎?”

鄧小平不緊不慢,不卑不亢,強調中共中央的立場。

其實,關於和平過渡的觀點,早在以前的會談中,中蘇就有過交鋒。中國共產黨是從血與火的戰爭中走過來的,自然強調武裝奪取政權的必要性,認為帝國主義本質未變。然而,蘇共拉幫結派,圍攻中共的作法,令人難以接受。事實也證明了中共觀點的正確性。

鄧小平想到了1960年9月,26國黨的會議時的情形。

那次會議上,許多國家共產黨代表團用俄語發言,看蘇聯眼色行事,譴責阿爾巴尼亞蘇動黨,影射中共。其中伊拉克共產黨代表俄語講得不好,還氣勢洶洶學蘇聯腔指責中共。

在爭取和平過渡的問題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成了赫魯曉夫路線的犧牲品。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共產黨領袖滿懷希望。但直到90年代,也沒有一個黨成功。

最可悲的是伊拉克共產黨,他們鸚鵡學舌,指責中共的武裝鬥爭。自莫斯科回國後,他們搞議會鬥爭,結果遭到嚴重鎮壓;伊共領袖被押送刑場。蘇聯無動於衷,不予挽救。這位領袖臨刑前隻高喊一聲:

“赫魯曉夫是膽小鬼!”

談到斯大林問題,蘇聯代表團似乎有些火了。團長蘇斯洛夫是搞理論研究的,給斯大林冠以各種“暴君”、“獨裁者”的罪名,就是他的手筆。他馬上接過話題:

“對於斯大林的種種罪行,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斯大林有錯誤,有些甚至是嚴重錯誤,可以批判,但為什麼要一棒子打死?為什麼這麼怕斯大林?為什麼拿不出勇氣全麵地、公正地評價他呢?”鄧小平反問道。

“斯大林是個暴君、獨裁者,對蘇聯人民犯下了粗暴的罪行!”

聽到這裏,鄧小平氣憤已極。早在參加蘇共二十大時,他就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國際人物,一個國際共運的領袖,不能全盤否定。他的觀點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他目光直視著蘇斯洛夫:

“當蘇聯人民高呼他的名字,前赴後繼,同希特勒法西斯展開殊死鬥爭的時候,當蘇聯人民緊緊團結在以他為首的蘇共中央周圍,保衛和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他們呼喊的難道隻是一個暴君?為什麼人都死了,還要醜化他?為什麼聽到他的名字,你們就害怕?為什麼?”

一連串的問號,逼得蘇斯洛夫無言以對。他不敢正視鄧小平,赴緊改變了話題。

鄧小平與蘇斯洛夫的論戰沒有結果。會談進行了兩周,再次不歡而散。

反修戰士歸來,享受崇高禮遇

7月20日,舉世注目的中蘇兩黨會談在毫無結果的爭論中結束。鄧小平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返回北京。

會談的結果,毛澤東已知道了。蘇共中央隻表示會談告一段落,下次繼續會談,時間和地點由兩黨另行商定。

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中蘇兩黨的主要領袖都出麵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會談。兩黨論戰已曆時七年。蘇聯不僅沒有互諒互讓之意向,還將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兩國關係。搞什麼聯合艦隊、長波電台,撤走駐華專家,製造伊塔事件,蘇聯大兵壓境,美蘇搞核壟斷……

這一幕幕鐵的事實浮現在毛澤東的眼前,他預感到中蘇關係不可能好轉。

為了鄧小平等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毛澤東令代表團成員分兩架飛機回國,以預防不測。因為中共中央曾有過曆史的慘重教訓。

40年代,我黨傑出的領導人秦邦憲、王若飛、優秀將領葉挺同機回延安,遇難而亡;

50年代,萬隆會議前夕,國民黨特務企圖製造空難,炸毀克什米爾號飛機,暗殺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僥幸脫險,而我十幾名新聞記者與外交官全部遇難。

7月20日下午,北京西郊機場。

毛澤東主席率周恩來總理、劉少奇國家主席、朱德委員長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等候在這裏,歡迎偉大的“反修主義戰士”歸來。

中蘇七年論戰、談判,毛澤東看到鄧小平確實是個難得的人才,他立場堅定,堅持原則,始終貫徹中央的方針,“反修有功”。鄧小平應享受不尋常的禮遇。

沒有比受到毛澤東的接見還高的待遇了。

機場上,紅旗如海,鑼鼓喧天,首都幾千名群眾揮舞著彩帶,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凱旋歸來。鄧小平乘的飛機徐徐落下,安全著陸。

還沒等鄧小平走出機艙口,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迎向舷梯。

“小平同誌辛苦了。”毛澤東第一個與鄧小平握手。那雙大手,熱情滿盈,表達了主席對總書記“反修有功”的充分肯定。

“主席辛苦了,多謝主席來接我。”鄧小平答道。他的言語中充滿感激之情。

毛主席親駕迎接,這是他以前從未享受過的非同尋常的待遇。

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中的功勞,毛澤東一直記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他時,還念念不忘。1972年,鄧小平要求複出為黨工作,寫信給毛澤東。毛對此作出批示,啟用鄧小平,其中就說他“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沒有屈服於蘇修”,“做了一件好事”。

鄧小平回國後一個半月,中共中央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這是“九評”中最後一評。

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赫魯曉夫在黨內的日子也不好過。勃列日涅夫的地位日益鞏固。

1964年10月13日,赫魯曉夫被迫“自願辭職”,勃列日涅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第二天,周恩來向世界宣布: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說來也巧,這是曆史的偶然,還是中國的故意安排呢?

中共寄希望於蘇共新領導。1964年,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慶典。勃列日涅夫表示,蘇共新領導在對華政策上沒有變化。蘇聯要繼續其大國主義行為。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強行召集各國共產黨籌備會議,集體譴責中共。蘇共又揮起大家長的教鞭,中共不甘屈服,拒不參加。

1966年3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中共拒絕出席。至此,中蘇兩黨關係中斷。

中蘇、中蒙邊境,蘇聯不斷增兵,邊界磨擦逐步增多……1969年3月,珍寶島發生流血衝突。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中蘇大論戰,從兩黨意識形態分歧,演變到國家關係惡化。原因在哪裏呢?

二十多年後,鄧小平在談到他親身經曆的中蘇論戰時說:

一個黨和由他領導的國家對外政策,如果是幹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過去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中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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