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縱橫捭闔,中國龍競技新大陸(2 / 3)

卡特說他特別關心兩個問題:一是從東南亞經印度北部直到非洲這個地區的不穩定形勢和一些外部強國想利用這種形勢的傾向;另一個是蘇聯軍事力量的迅速增長。

鄧小平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戰爭的危險,發動戰爭的很可能不是蘇聯就是美國。中國領導人一向認為,這兩個居於支配地位的國家十之八九會擴大它們的影響。幾年來,中國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對他們來說,來自美國的危險越來越小,更可擔憂的是蘇聯。其他國家有必要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他認為,美國在遏製蘇聯人方麵做得不夠,蘇聯以外的世界的形勢沒有真正改善。

鄧小平告訴卡特,中國人需要很長的和平時期來實現全麵的四化。鄧和卡特都認為不存在誰打誰的牌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如果中美達成某個聯盟來反對蘇聯,那將是個嚴重錯誤,隻會進一步孤立蘇聯人。

當時越南在東南亞的行動已日益加劇了東南亞和西太平洋的緊張局勢。美國記者們對中國的態度最為感興趣。他們力圖從鄧小平的口中掏出些東西。此次會談剛一結束,鄧小平就在美國國務院的休息室裏撞上了一大群記者,記者們蜂擁而上,紛紛詢問他同卡特談了一些什麼問題。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無所不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這句話將記者們的問題擋得嚴嚴實實,但又確實是實情。卡特很欽佩鄧小平,他說鄧“談話生動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鄧小平與卡特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談(1月31日)上,他們簽署了領事館、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等等協議。

此時,有人問他:“我們當初決定實現關係正常化時,你在國內有沒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對勢力?”

當鄧小平回答“有”時,人人都側耳聽他怎麼說。他停了一停之後說道:

“在中國的一個省——台灣——遇到了激烈的反對。”

這是一個充滿睿智的回答。一方麵他正麵避開了提問人“國內”一詞的含義——提問人本意是問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情況。以“有”一詞回答,和下句的補充構成講真話而又避開刁難的幽默感。另一方麵,補充句中“中國的一個省——台灣”一語,既回答了整個問題,又借對方的話重申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可見,不是對方提問不行,而是鄧小平的反應機敏過人。

與卡特會談後,兩人走出白宮。

白宮玫瑰園陽光燦爛、景色宜人。記者們問卡特總統的感受如何。卡特總統說此次會談是“深遠、坦率、誠懇、親切而和諧的。極其有益和有建設性的。”

記者又問及鄧小平作何感想。鄧表示,他完全同意卡特總統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話。他轉向主人說:“讓我們再次握手吧。”

卡特和鄧小平的手再一次握在一起。這時,鄧副總理高興地對卡特及記者們說:“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

記者們飛快地拍下了這個動人的場麵。在場的所有人都歡呼,笑聲充滿了白宮的玫瑰園。

發自內心的、平等、友善的笑。

在布熱津斯基家作客

訪美之前,鄧小平曾和布熱津斯基約定,布氏將在家裏招待鄧一頓美國餐。

鄧小平到美國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下飛機後不久,他便和夫人及主要隨員一同驅車前往弗吉尼亞州麥克林鎮布氏住處。

首先去布熱津斯基家,雖說是踐約,但其意義並不隻在鄧布二人的友誼,按美國人的說法,“鄧小平訪問華盛頓和旅遊全美期間,明顯地把自己扮成一位美國的朋友。”的確,中國人應該廣交朋友了。

布熱津斯基,民主黨人,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28年3月28日生於波蘭華沙一前外交官家庭。幼年隨父到國外,1953年移居美國,1958年加入美國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1975年積極協助卡特競選總統,其才幹深為卡特佩服。後即被委以重任。此人積極主張聯合中國,對蘇強硬。

鄧小平曾經看過有關布熱津斯基的資料,而且也與他單獨作過會談。他深知結交美國政府各級官員的益處。在去布氏家的路上,鄧小平一邊觀賞著美國的城市風光,一邊沉思著這樣一個問題:1972年,在打開中美友好關係的過程中,有一位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基辛格博士。基辛格是德國移民,規在這位布熱津斯基又是波蘭移民。

移民!美國人在和中國談判建交時,曾經涉及過這個問題。1974年,美國剛通過一個“傑弗遜——瓦尼克法案”,鄧小平是完全清楚的,那個法案針對蘇聯、東歐禁止自由移民的做法,規定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不實行自由移民,美國將不給予這些國家貿易最惠國待遇。而鄧小平此次訪美,爭取貿易最惠國待遇又是一項重要目的。看來,美國人會在這個問題上節外生枝,必須作好準備。

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第二天,卡特總統和他談判時,就提到移民政策問題。卡特要求中國放寬政策,讓願出國的中國人走,以便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鄧小平早有防備,他首先說,中國的移民政策是不能和蘇聯相提並論的,然後俯身向前,似真非真地對卡特說:“好。我們可以讓他們走,你們準備接納一千萬人嗎?”卡特一下子不知所措。忙說:“No、No!”鄧小平以自己的坦誠和機智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卡特的刁難。這是後話。

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記載了這次家宴:

我很高興能以家宴來招待他。我請了我的部屬奧克森伯格,以及萬斯、伍德科克、霍爾布魯克等出席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幾個孩子端菜服務。吃的是美國飯菜,喝的是上等的蘇聯伏特加酒,這酒是多勃雷寧(蘇駐美大使)以前贈送給我的。我對鄧小平說,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歡的佳釀向他敬酒。鄧聽了哈哈大笑。

可是那天晚上,一上來就遇到一場虛驚。鄧小平一行人的車子已經到了我家門前,我正走出去迎接時,起居室壁爐的煙道堵塞,屋裏頓時濃煙彌漫。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向鄧及其一行表示歡迎,用雙手同他們一起握手,而我的妻子,穆斯卡,和奧克森伯格等手忙腳亂地把幾台電風扇搬來放在窗旁,把煙扇出去,同時把起居室的門緊緊關上,不讓煙擴散到房子的其它部分。鄧小平夫婦不顧旅途勞頓,整個晚上都興致很高。

布熱津斯基喝了點伏特加,勁頭上來了。當眾發表高見說,中國人和法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國家。

鄧小平覺得有點不是滋味,因為布氏的用意顯然不在於誇中國人,而是間接地批評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自尊自大思想。對於這種看法,鄧小平深知回話的難處,肯定吧,有失民族尊嚴,否定吧,又生硬,又不務實。不愧是外交老手,鄧不置可否卻又頗為自得地接過話頭說: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

布熱津斯基算是徹底折服了。

其實,他早就對這位中國領導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卡特在日記中曾說:

我回華盛頓時,茲比格(布氏的名字)已從中國回來。他對中國人大為傾倒。我說他著了迷了。

中國,在布氏和卡特的眼裏,始終存在著神秘色彩,這至少在鄧小平訪美前是這樣。布氏和卡特曾以鄧小平為主題各把對方“涮”了一次。

第一次是卡特開布氏的玩笑。

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領導人同時宣布了建交公報。次日,布熱津斯基領著孩子正在波托馬克河畔散步的時候,忽然口袋裏的無線電召喚器響了。他連忙跑到公園裏的電話亭去掛電話,白宮電話員告訴他,卡特總統從戴維營打電話找他。他與總統通了電話。卡特總統興致很高,問他在幹什麼,然後說:

“老布啊,你知道嗎,中國剛才已經反悔了。”

“什麼?”布氏情不自禁地對著話筒喊起來。

卡特哈哈大笑,說:“沒那事兒,沒那事兒。”

布氏這才鬆下一口氣說:“你真把我懵住了!”

第二次是布熱津斯基“涮”卡特總統。

鄧小平抵美前夕,布熱津斯基向總統彙報情況時,聲稱鄧小平特別要求美國人把他在布萊爾國賓館臥室的溫度調到華氏71度(約攝氏21度)。他接著說,按照卡特總統的節能指示,聯邦各辦公樓的室內溫度不得調到華氏60度以上。布氏說:

“我已告訴中國方麵,總統不能同意中方要求;鄧小平臥室的溫度隻能調到66度這樣的低溫,不許再高。”

卡特大吃一驚,很不安地說:“你是在開玩笑吧!”

布氏這才提醒他幾周前卡特打電話“涮”他的事,說完兩人哈哈大笑。

鄧小平在布熱津斯基家作客,給他一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耀。沒過幾天,他在辦公室會見記者時,還異常激動地說:“在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驚奇。一個十億人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後僅兩小時,就到我家裏赴晚宴!我是說,這的確相當令人驚奇!”

超級接待

與美國人打交道,這是建立平等關係以來的第一次。美國人也是小心陪同。在正式的宴會、晚會和私下談話中,人人都心情愉快,興致很高,好象有意要打破常常使這種場合氣氛沉悶的正式的外交客套。

美國人想更多地了解鄧小平、了解中國。

鄧小平也想更多地了解美國、美國人。

美國人對鄧小平副總理的接待可以說是超級接待。

首先是舉行盛大國宴。

白宮的宴會廳自從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期擴到140個座位後,就再也擴大不了了。鄧小平一行一定覺得它太小了,因為中國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可容納5000人同時用餐。不過,雖然美國的宴會廳小,但美國政界的主要決策人幾乎都在這次宴會上出現了,甚至因“水門事件”而下台的尼克鬆也受到了卡特的邀請。卡特知道,中國領導人向來講究不忘記老朋友。參加宴會的還有西方著名的“中國通”費正清。

宴會廳布置得古樸、莊重、豪華。壁爐上方懸掛著一幅希裏畫的《亞伯拉罕·林肯畫像》,林肯坐在那裏,托腮沉思,從壁爐上居高臨下地凝視著室內。為了作裝飾,卡特總統特地請他故鄉佐治亞州一些園藝愛好者在家庭花園裏采選一批豔麗溫馨的山茶花,用專車趕送到白宮來。山茶花,根據當地習慣,是喜慶吉祥的象征。當年卡特總統進入白宮時,就曾從佐治亞州運來山茶花布置就職儀式的大廳。這次,在宴會廳的每張桌子中央均放著一叢鮮豔的山茶山,周圍點燃著一圈明燭。這別具一格的布置,表示了美國主人的良好願望。

八人桌的每個座席前都有鐫刻的菜單卡。菜單是卡特夫人親自主持、名廚反複研究而成的。菜單和座位卡都是由美籍華人用中英文書寫,獨具匠心。

卡特夫婦和鄧小平夫婦坐在首席,同桌的還有美國眾議院議長托馬斯·奧尼爾,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羅伯特·伯德,女演員雪萊·麥克萊恩和哈佛大學中國通費正清教授。

卡特回憶說

席間,他(鄧小平)談笑風生,無拘無束,與他為伴使人覺得高興。在整個宴會期間,他喜歡談論他自己的國家的生活,以及他認為他們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我們就我幼年就感興趣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展開了一場心平氣和的爭論。他勉強承認,到中國去的傳教士有一些是好的,然而,他堅持說有許多人到那裏去隻是為了把東方的生活方式改變成西方方式。我向他提出他們建立了很多醫院和學校,他也說其中許多醫院和學校至今尚在。他強烈反對恢複任何外國人去傳教的活動,並說中國的基督徒同意他這個意見。但是,當我向他建議應當允許不受哏製地散發《聖經》和讓人民有做禮拜的自由時,他聽時很留神,答應研究此事。

(後來,他的行動表現出考慮了這兩個建議)。

同席的費正清,原名JohnKingFaibank。如年代曾在中國呆過7年,兼著學者和外交人員兩種身份。後一直在哈佛大學講中國學。從“友好”的角度來看,費正清教授還是能夠現實地看待和處理一些中美間的問題的。他積極主張美中關係正常化,他還對美國企圖改變中國的做法進行了抨擊。他曾經說過:“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直到最近一直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0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庫,美國過多的刺激物可以激起過度緊張,從而也許導致爆炸。”他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行為多半放肆。”

正是他的現實主義精神才為他贏得了和中美兩國領導人同席用餐的殊榮。席間,鄧小平問費正清:

“貴庚?”

“72歲。”費答。

“我今年74歲”

“但你仍滿頭烏發,而我早已禿頭了。”

“這證明你腦筋用得太多。”

國宴後,在肯尼迪中心舉行文藝晚會,又是美國朋友的一種破格安排。往常,美國政府在國宴後就接著在白宮宴會廳或玫瑰園裏舉行小型演出,款待客人。但這次鄧小平訪美,各界人士要求歡迎他的人太多,卡特總統決定把文藝演出改在豪華的肯尼迪中心舉行。

演出團彙聚了包括著名吉它演唱家約翰·丹佛在內的藝術家。為取悅鄧,美國人還在演出中穿插了職業籃球表演賽。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共耗資50萬美元。

演出結束時,有一個場麵很是激動人心。鄧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和夫人陪同下走上舞台。卓琳親切地同卡特總統十一歲的女兒艾米牽著手,鄧小平則同藝術家們一一握手後,慈祥地俯身同表演中國歌曲合唱的孩子們親吻。這時,在場的很多美國朋友熱淚盈眶。

美國國務院官員說,批準采訪鄧副總理訪問的記者達1100多人。相當於舉辦一場奧運會的規模。

除了1946年丘吉爾訪美,從來沒有如此大規模的歡迎活動。這就是席卷華盛頓的“鄧旋風”。

放棄台灣,卡特總統上了被告席。共進午餐,鄧小平展開“院外遊說”。廣交朋友,油印博士喜獲名譽博士稱號。

美國人在台灣問題上留了“尾巴”

1977年,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曾明確地提出中美建交的條件,他說:“如果要解決,幹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

第二年12月16日,在公布的《中美建交公報》之外,中美各附聲明一個。美方聲明:

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將給予美利堅合眾國以類似的承認。美國從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在同一天,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堅合眾國將通知台灣:它將終止外交關係,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予以終止。美國還聲明,它將在四個月內從台灣撒出美國餘留的軍事人員。“然而,美國人留了個”尾巴他們聲明:美國繼續關心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他們不僅留了尾巴,而且要繼續做一些中國人不願看到的事——人們評述,卡特總統“功中有過”。

鄧小平早就說過: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

美國人現在雖然成了“朋友”了,但他們還要堅持其政策的“慣性”。

卡特總統在12月15日晚宣布和中國建交的電視講演中就說:“我們將繼續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感興趣。”他還表示“特別注意中美關係正常化”,“將不會損害台灣人民的福利。”

卡特總統發表這篇電視演說兩個半小時後,布熱津斯基對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發表了一篇電視談話。

布氏說:“放棄台灣?不,我們肯定沒有這樣做。我認為,這是必須讓美國人民了解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並沒有放棄台灣。”他說:“中國人以武力奪取台灣?”——針對記者的提問,他自己又重複了一遍。他回答說:“入侵台灣的想法,實際上是一種可能性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的想法。”

博士在這裏用了“侵略”一詞,暗含著他仍然在堅持“兩個中國”。

美國人的關心很快便付諸實施:用新約代替舊約,繼續維持官方關係。

宣布建交後的第三天,即1978年12月19日,五角大樓的一些官員,包括國防部發言人托馬斯·羅斯,正式宣布,台灣當局向美國購買武器的訂單,已經預定到1983年,總金額為6.25億美元。後來的消息證實,台灣從美國買了數十架F——5E戰鬥機和響尾蛇空——空導彈,以及鷹式防空導彈。

在鄧小平訪美前三天即1979年1月26日,卡特總統向國會提出了關於美台關係的“立法調整”案,表示以後將在非官方基礎上同台灣繼續保持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為此設立美國在台灣協會處理有關事務。這個提案於當年3月底被國會通過,4月10日,卡特簽署其成為法律。這就是為中美新關係蒙上陰影的《與台灣關係法》。

這就說明美台關係不簡單地隻是藕斷絲連的關係,它仍然具有很強的政府間關係的特征。

卡特總統成了被告

卡特總統本可以否決這個法案的,但他卻沒有這樣做。

何故如此?原來,美國政府和國會當時就對華政策問題發生了劇烈衝突。

衝突的焦點在於是繼續維持與中國的台灣的關係還是放棄台灣?卡特總統決定在這二者之間走鋼絲。

但是,他畢竟得宣布與台灣斷交、廢約,從台灣撤軍。而與台灣之間的條約關係是在國會的推動下達成的,國會中有一大幫親台派。於是,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當時,美國參議院裏有一位唱反調的主角,他就是著名的共和黨保守派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此人祖籍俄羅斯(又是移民出身),本人生於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年輕的戈德華特曾是亞利桑那州最大的百貨公司的董事長。二戰時期,參加遠東空戰,1962晉升空軍後備役少將。從1952年起即當選為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此後連選連任。1964年曾和約翰遜競選過總統,大敗。後即在國會上專事反共之職。

1972年,他公開破口大罵老朋友尼克鬆訪華,從此與尼克鬆的交情一刀兩斷;

1978年5月,布熱津斯棊訪華,他趕寫了一本60頁的小冊子,發給參議員們傳閱。提出要“彈劾總統”,理由是總統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是違憲的,應交國會表決。

可惜此次挑畔反響不大。

同年12月22日,參議員戈德華特先生又使出一殺手鐧:到法院告狀。他向美國聯邦設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方初審法院送交了一份起訴書,狀告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吉米·卡特宣布終止美國與台灣當局的《共同防禦條約》,“違反憲法”。

訴狀有10多名議員簽名。

初審法院受理了此案。

參議院和卡特政府劍拔弩張,雙方先以輿論上作了大量的宣傳、說明和解釋工作。一時間,美國上層社會展開了對華政策大辯論,盛況空前。

1979年5月8日,法院審判庭開庭,審理戈德華特參議員訴卡特總統案。為卡特辯護的是政府的司法部長格裏勞·貝爾律師。

貝爾律師在辯護中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終止對台條約,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從根本上說來,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法官沒有必要考慮這個訴訟案,它不應由法院處理。總統是國家對外關係方麵的唯一發言人;第二,美國憲法隻讓國會在締結條約方麵發揮作用,沒有讓它在終止條約方麵發揮作用。

接著,國務院的律師又列舉了總統廢止條約不經過國會表決的各種先例。

美國總統的辯護律師如果再舉出下麵的理由,則更具說服力了:卡特總統是根據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第十條“任何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的規定宣布廢約的,因此,卡特的行為並不違反條約本身。

戈德華特參議員及其律師們卻提不出什麼有說服力的理由。

一個月後,主審法官加希隻好駁回了他們的起訴。但該法官說,除非“聯邦國會用實際行動”反對總統單方麵終止條約的決定,否則,本訴訟案無實際意義。

戈氏參議員抓住此條,窮追猛打。

就在加希法官作出裁決的當日,參議院以59票對35票通過一項修正案,說如果沒有取得參議院的同意,總統不能單獨終止一項條約。

戈氏的國會幫取得這點成績,使他如獲至寶。他再次“擊鼓鳴冤”。

同年10月17日,初審法院法官加希,事隔數日,便搖身一變,裁決戈氏等人控告有理。戈氏眉開眼笑。

但他高興得太早了。

過了兩天,美國司法部到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推翻加希法官的裁決,以使美台條約於1979年12月31日午夜終止。

11月13日,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開庭。庭內擠滿了人,座無虛席。

雙方律師在法庭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尖銳對立。

11月30日,上訴法院判卡特政府一方勝訴,駁回初審法院的判決。

戈氏想必就此罷手吧?不,他決心一不做,二不休,去最高法院。

此時,情況緊急,因為再過幾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將會作出強烈的反應——如果按期不能廢止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的話。

戈氏也急了,他要求12月19日開庭。

但是,最高法院不聽辯論,於12月13日宣布:維持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認為總統有權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裁決,下令將戈德華特參議員的上訴書退交下級法院,予以駁回。

原來,最高法院中的9名法官以7:2的絕對優勢認為沒有必要開庭,就這麼辦了。

此時此刻,年近70的戈氏參議員走投無路了。

這場官司,打了一年,是美國三權分立製的特有產物。最後以總統的勝利而告終。這正應了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

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說服議員,爭取朋友

對於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這場大辨論,中國沒有介入,但卻是辯論的對象國。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保守派參議員們曾有友好表示,邀請他們來中國看看,但他們不予理睬。他們對新中國政府存在著天然的偏見。

1979年1月5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27位美國記者。美聯社記者羅德尼克問鄧:戈德華特參議員對中國政府的邀請沒有表示,鄧副總理又即將訪美這是不是意味著你願意在華盛頓同戈德華特參議員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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