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他在自己的勞動報酬方麵光明正大地要價，而對於一些交易他卻毫不猶豫地拒絕。
郎鹹平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貫的獨立風格，他說自己從來不與企業的管理層接觸，他通過公開的數據與自己的調查進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時，他的助手跑到各個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資料有這麼一大摞。”郎鹹平說著，比劃了一個一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與TCL的分析研究時,都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寫那些文章，但郎鹹平果斷拒絕。“如果他們公開的數據是假的，他怎麼可能見到你給你說真話呢？我就是要保證我的研究的獨立性，我不想受任何人的影響”。
“記得以前在美國的時候，一般的教授大約10萬美元年薪，稅後實際到手的隻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個月就是美金不到五千元，房租2000美元，供車400美元，如果還要出去旅遊的話，開銷就更大了。那時候，年輕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學生找上門來請教問題，因為談完了教學，到了吃飯時間，出於麵子關係，就得請學生吃飯，吃完了就心疼。我因為教學多，還算好一點。”
這麼多年來，郎鹹平既不炒股票也不買基金，對這些投資一概敬而遠之，寧願把錢存銀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發後，郎鹹平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社會對我有著相當的期許，我現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訴自己，我必定保持實質上的獨立，但現在很難了。我強烈的感受到媒體和股民已經開始要求我保持實質以及名目上的客觀和獨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發後，企業家對我的預測能力感到十分震驚，因此這兩個月雖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擔任獨立董事或顧問，但我現在已經不可能再擔任任何職位了，這就是為了符合這個社會對我的期許”。說到這裏，郎鹹平邊大笑邊說，“現在完全的客觀和獨立帶給我的最大問題是私房錢沒了”。
“深入案例超過五十個”
就他的學術研究的理念和思路，郎鹹平曾和筆者長談過多次，充分解釋。
“我過去在美國同樣是進行上市公司的財務研究，但是沒有出現過這麼大的轟動。”對於八月中旬收到顧雛軍律師函，然後召開個人的記者招待會，結果一下子成為輿論和媒體的焦點，郎鹹平相當感觸。“美國的公司，在他們的環境下，是比較自覺接受符合投資者需求的質疑和提問的。因此，為了投資者利益進行的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國的公司也會比較坦然和正麵地接受這些批評。”
郎鹹平教授介紹，“我們財務學或者說金融學的學者，進行的是對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非常學術性的研究，我們對公司管治的研究絕不是空談，而是非常具體的，包括公司應該什麼時候借錢，借多少錢，何時應該對股東派息等等。”郎教授補充，對那些公司來說，他們每年都會麵對各種各樣的研究和批評，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麵對這些批評。“為了向股東負責，公司管理層往往還會做出相應的業務和行為調整。”
自從2001年底開始在內地發展以來，郎教授發現，這裏的企業管治環境和美國大不一樣。“我隻能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放棄過去做的一切，和企業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團和氣，還可以有不錯的回報。”郎教授笑言，他不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而是不願意放棄自己四十多年來的積累。“第二種選擇就是堅持學術的獨立性，認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把我負責任的結論告訴公眾”。
“在學術麵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數字說話，是完全客觀公正的，而且這個方法是可以被複製，結論也可以被驗證的，這就是我的貢獻，而這也是所謂的真正的科學。但是這個貢獻竟然造成了如此轟動的效應，是我所始料未及的，我感謝媒體和社會大眾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但是如果這種科學的貢獻被灌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讚譽的話，那似乎抹殺了我真正科學的貢獻，而將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業的神台，這種傳教士形式的批判絕對不是我的專長，而且也有悖於我這幾十年嚴謹治學的科學訓練”。
“有人問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評的企業有仇，我想這是他們誤會了。”郎教授很鄭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數字來說話的，和我喜歡或者討厭哪些企業無關。”他舉例，“即使我喜歡的企業，如果數字顯示的結果他們是有問題的，我也沒有辦法去讚美他們什麼。而那些我討厭的企業家，如果他們的財務運作沒有問題，我也不能去罵什麼。這是我們的學者的特性決定的。”
在8月底，新浪網的民意調查表明，郎鹹平的支持率高達近90% 。同時，也有一批學者出來批駁郎鹹平。“學術探討任何時候都是歡迎的，但是，我發現有一些不獨立的學者和媒體，為我批判的企業所用，開始挖掘羅織我的所謂醜聞，希望人格上批倒我，這是很沒有意義的。” “希望他們能夠駁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諸情緒和上綱上線。我的研究，根本沒有反對民企發展這種片麵非學術的判斷。”郎鹹平坦然說，在商業社會裏麵我是個普通人，但是在學術研究方麵我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陸新之：你近年發表的研究結果接連引發出了財經熱點乃至社會熱點，大家很好奇，郎教授真正研究內地財經問題可能才三年，請問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
郎鹹平：這幾年間，我深入研究的企業案例超過五十個。而進行大樣本的分析就更多了，基本上包括全部的A股以及到香港上市的H股國企和民企。
◎陸新之：你是指所有的，一千多家的A股嗎？
郎鹹平：是的。所有的A股，因為大樣本分析，就得盡可能窮盡目標對象，隻是很可惜，做完這個龐大的基礎梳理工作之後，我發現內地A股因為很多數據存在問題，而且各個企業的具體目的不一樣，所以沒有提煉到多少規律性的東西。因此反而是企業案例研究經常有比較引起各界關注的結論。
◎陸新之：哦，那麼說，你還有很多研究報告沒有發表。
郎鹹平：是的，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企業研究完了，它的案例報告不一定能夠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所以我沒有拿出來發表。
◎陸新之：這樣的研究確實是很浩大，而且非常需要時間精力的。
郎鹹平：對，這就是為什麼你每次來香港，都能看到我在辦公室的原因。當然，我也要感謝我的學生們，他們替我完成了很多基礎工作。
◎陸新之：這樣的話，有沒有研究不下去的時候？
郎鹹平：個別的公司會有的。例如某家著名的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我發現他公布的資料，根本和內地行業協會提供的數據有很大的出入，這樣的公司，就失去了正常研究的價值了。
◎陸新之：有人擔心，你研究中國企業的案例會不會樣本時間不夠長。又有經濟學者說，研究時候的邏輯很重要，同樣的數據，不同的邏輯會導出不同的結果。
郎鹹平：我是由這些上市公司能夠找到的公開披露的第一天的數據開始研究的，絕對不是拍腦袋任意選擇其中一段來說的。而且我采取的是國際通行的研究方式，隻要你是使用和我同樣的數據，是一定能夠推導出同樣的結論，完全可以重複和驗證。至於邏輯影響的這種不科學的說法，我想這種經濟學者做的實證研究太少，才會有這樣的擔心。
◎陸新之：請介紹一下你在香港的工作狀態，是否像和內地那麼多媒體曝光。
郎鹹平：2003年6月開始在香港的《東方日報》開始寫作“郎評”專欄，每日一千多字，探討的都是很嚴肅的財經話題。以前在信報也寫一點文章，但是不多。因為在香港寫文章跟在內地寫不一樣，影響力大大不一樣。當然，我這麼做也主要是為了維護和媒體關係，還有一點就是跟香港的整體文化有關，香港人覺得，一個人經常露麵，是很威風的，至於你說的是什麼，他們倒不是很關心，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香港媒體約我采訪，我已經盡量推掉。但是很清楚的是，香港媒體對於我的學術研究的興趣和了解程度，是肯定不如內地嚴肅媒體的。
◎陸新之：好像剛才美國之音要采訪你，你也在盡量推辭。
郎鹹平：是的，因為他們又是要我談國企改革，我已經寫了那麼多文章了，他們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是學者，又不是娛樂人物，不需要就一個話題不斷重複類似的內容。我現在回香港，就是休息，充電和做研究，其他應酬，一律可免則免。
顧雛軍的簡單管理源於一個簡單的人性假設：“人都有惰性和奴性，在沒有辦法自我戰勝的情況下，鞭子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善用“鞭子”的顧雛軍，為此常開色厲內荏的會，隻要顧雛軍一開講，其他與會成員，不管是總裁還是副總裁，都隻能臣服一個權力詞彙：那叫“獨裁”。
吳字令：財經作家，《案例。》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