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劉鼎怎麼會變成張學良的秘書，倒也頗為曲折：
1935年5月，上海曾發生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周刊，在第2卷第15期發表了署名易水的《閑話皇帝》一文。文中寫道：“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分人的罪惡。”“在現今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還要數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此文發表之後，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為由，由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處《新生》發行人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
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與張學良私交頗深。1935年11月下旬，張學良由南京來滬時，看望了正在獄中的杜重遠。杜重遠的一句話，深深打動了張學良的心：“不聯共抗日，就是空談抗日！”
張學良聽進了杜重遠的話。二十多天後，他在滬秘密會晤了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是遼寧義縣人，年長張學良二十多歲，曾在奉軍任職，擔任過長春戒嚴司令、東北陸軍第十五師師長，授陸軍中將銜，“九一八事變”後，任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於1933年8月上了廬山，麵謁蔣介石，提出組織東北義勇軍四條政見，被蔣介石所拒絕。張學良在上海見到了老部下李杜，頗為欣喜。言談之中，李杜的意思與杜重遠完全一致：“聯共抗日！”張學良知道李杜雖不是中共黨員，但與中共有聯係。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與中共聯係能否與中共領導人商談聯合抗日之事。
李杜果真有辦法。1936年3月初，李杜從上海給張學良發來電報：“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張學良當即派了高級參謀趙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紹的“朋友”接往西安。3月11日，張學良跟這位“朋友”首次見麵。這位“朋友”便是劉鼎！劉鼎作為中共代表，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而對外則稱是“秘書”。
除了張學良主動找中共聯係之外，中共也主動找張學良。張學良部將高福源，於1935年10月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所俘，之後進入中共所辦“東北軍軍官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高福源轉換了思想。1936年1月，高福源攜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件抵達洛川，第一次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係。此後，高福源經常往返於洛川和瓦窯堡之間。
由於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出麵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1936年2月25日李克農冒著鵝毛大雪，在洛川與王以哲見麵、會談。
接著，3月3日，張學良又親自駕機從西安飛抵洛川，與李克農密談。張學良向李克農提出，希望晤麵毛澤東或周恩來……
經過高福源、李克農、劉鼎秘密地穿針引線，終於促成了膚施教堂裏周恩來和張學良的徹夜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