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曆史】 （一）1980：告別浪漫的年代
《中國企業史》獨家連載之三（1980－1981年）
吳曉波：藍獅子財經叢書策劃人，財經作家，《案例。》主編，著有《大敗局》、《非常營銷》、《被誇大的使命》等。
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製不住的喜悅。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隻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對黑暗的抵抗以及個人意識的蘇醒在這兩行詩歌裏毫不隱藏地逼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
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識著國家已經在嚐試著用價格杠杆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著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就在春節前後的一天，在鄧小平的家鄉四川廣安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車拉著從黑龍江運來的20噸玉米，停靠在廣安火車站的站台前，有人在車皮上貼了一張白紙，上麵寫著幾個毛筆大字：“打倒鄧小平！”不多時，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還想不想吃黑龍江玉米？”
1980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萬裏、趙紫陽等人。躊躇滿誌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著重研究體製改革。
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製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裏。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把原定的金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但是，工業企業必須完成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4項計劃指標後，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製在一步步的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地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複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複；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注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武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準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隻有640份，二十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
特區的由來
“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說，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勳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一日會後，鄧、習在中南海院裏散步，兩人閑聊起當年在陝甘寧邊區鬧革命的陳年舊事，鄧突然停住了腳步說，“深圳，就叫特區吧！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鄧小平說這句話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勳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
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麵積2020平方公裏。劃為經濟特區的總麵積有327.5平方公裏，東西長50餘公裏，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裏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仿佛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裏。
麵積大則大矣，卻還是隻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裏的三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製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 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後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
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隻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 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 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 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 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