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後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一河對岸的香港的十一分之一。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裏，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意識形態的崩潰
一個國家或人生，最大的苦悶是，苦悶被壓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泄。在1980年，隨著體製的鬆動和各種新事物的湧現，人們開始表達自己的情感，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這樣的舉動。在廣東，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引起轟動，這位後來被入室盜竊的小偷殺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滿悲憫的筆調描寫普通人的生活；表現愛情的《廬山戀》和《天雲山傳奇》更是讓青年人像瘋了一樣地湧進電影院，女主角張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們極大的好奇；剛剛複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大膽地發表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照片是一對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
5月，發行量超過兩百萬冊的《中國青年》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普通女工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個標題徹底地擊潰了人們心中那道搖搖欲垮的意識形態欄柵。潘曉在信中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鳴，同時也招致激烈攻擊。於是，就人生道路問題，全中國展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討論，潘曉的名字轟動一時。大討論一直持續到來年3月，致使《中國青年》達到它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僅是讀者給雜誌社和潘曉的來信，就超過6萬封。這樣的討論，對一個封閉日久的社會無疑帶有很大的顛覆性，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生存狀態的意義和價值，對未來的生活產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謀劃，日後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之一的廣東樂百氏集團創始人何伯權回憶說，當時是中山縣共青團副書記的他與一位女孩在一起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正是“潘曉來信”讓他重新審視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那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政府對這場大討論保持了中立和緘默，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開放與變革已經漸漸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它的衍變路徑將十分的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卻似乎已不可逆轉。
魯冠球的一場“意外”
那些日後將徹底扭轉中國公司命運的變化仍然在體製外艱難地萌芽。對於1980年的魯冠球來說，這一年他獲得的最大勝利是他第一次擠進了“計劃”內的序列。這個事情在現在看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場“意外”。
年初，魯冠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掛在廠門口的七、八塊廠牌都一一撤了下來，最後隻剩下一塊“蕭山萬向節廠”。他是那種直覺很好的人――這幾乎是所有草創企業家的共同天賦，在跌打滾爬了十來年之後，他決心今後隻把精力投放到一個產品中，那就是汽車的易耗零配件“萬向節”上。他自己興衝衝地背著產品去參加行業交易會，結果被人轟了出來，因為除了國營工廠，別的企業都“一律不得入內”。魯冠球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在會場門口偷偷地擺攤銷售，他帶去的萬向節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出售因而受到歡迎，他像土撥鼠一樣地悄悄擴大著自己的地盤。為了讓製造出來的產品真正占領市場，魯冠球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決心，這年夏天，安徽蕪湖的一家客戶寄來退貨信，說是發給他們的萬向節有部分出現了裂紋。魯冠球當即組織三十個人去全國各地的客戶盤查清貨，結果竟背回來三萬多套萬向節。魯冠球把全廠工人全部召集起來，然後自己第一個鐵著臉背起裝滿廢品的草包，朝寧圍鎮上的廢品回收站走。這三萬套萬向節被當作六分錢一斤的廢鐵全部賣掉，工廠因此損失43萬元。這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魯冠球的這次近乎傳奇的行動，讓他領導的鄉村工廠開始具備起大工業的氣質。當年，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要確定三家萬向節的定點生產工廠，在全國56家萬向節生產廠中，蕭山萬向節廠是唯一的“集體所有製鄉鎮企業”，它原本連參與評選的機會都沒有，但是魯冠球四處運作，硬是讓北京的專家評審組把它列入了參評的對象，最後竟通過了審定，成為三家定點工廠之一。這次定點的確定對於魯冠球來說是決定性的。它讓這家“身份低微”的企業開始被主流工廠認可。萬向節是一個並不很大的行業，魯冠球的勝利似乎預示著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體製外的民營企業有機會憑著機製的靈活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某些冷門的行業獲得成功。“計劃”看上去是那麼的嚴密，卻可能被靈活的“小家夥們”一舉突破，這個道理將在日後一再地靈驗。
灰色的原始積累
跟竭力撕開“計劃”口子的魯冠球一樣，在浙江南部的溫州、福建和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超乎尋常的活力。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去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采訪，他在發回去的報道中說，“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浙江的溫州地處偏遠，多年不通火車，交通極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人均隻有兩分多一點，因而這裏的農民百年來有離開土地和外出求生的衝動。1979年之後，這裏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一些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地政府法不責眾，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市場便成為了中國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那些前來采購走私貨的大膽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第一代商人。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3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如樂清的柳市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造作坊，那些較有規模者在當地被冠以“大王”的稱號，如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等。這些人的資產在當時都已過10萬元，生產的產品質量大抵可以與國營工廠有得一拚。與魯冠球不同的是，這些大王和他們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私人性質，除了溫州和珠三角的少數地區，在當時國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1980年前後，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溫州、台州地區，二是廣東、福建沿海地區，它們也因而成為當時商品經濟起步最快、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新華社記者魏運亨曾這樣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當時每天停泊和遊戈於東沙島海域的港台走私船達幾十艘，前往交換私貨的大陸走私船則多達上百艘。電子表和尼龍布料漲潮般湧進內地，黃金和銀元則退潮般滾滾外流。成千上萬的群眾如癡如狂，沿海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遠近聞名的私貨集散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