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寫作】 關於《俘獲者》的明暗線
《俘獲者》是記錄，不是分析；記錄的是失敗後狼狽的德隆，不是倒塌前光鮮的德隆；記錄的是一群俘獲者，不是一個。
王雲帆：財經作家，《21世紀經濟報道》編委，著有《俘獲者：德隆最後的600天》。
一、用政經視野觀察企業
在調查德隆之前，盡管作為《21世紀經濟報道》這張財經報紙的一線記者，還真是很少有機會如此深入一家大型企業內部，比較係統地剖析。此前，我甚至對資本市場也不甚了了，因為我一直是一名政經記者。
不過所謂“政經”，本身是個怪誕的詞彙，是中國媒體的一個“自主創新”，因為你很難找到與之對應的英文單詞——既非純粹的時政報道，也非純粹的經濟研究。
所以，我個人的關注重點一直落在一個夾縫裏，即與經濟相關的製度變遷報道，我喜歡研究各種社會運行體係的製度設計和現實路徑。
在日常報道中，我的著力點在於政府、政策與真實經濟力量的消漲，其中對國資、民資、外資三種資本形態這十年來在中國大地上的變化與比較是一個重點。
與最近幾年國資委成立後，國企的重新強勢回歸不同，在我最開始接觸經濟新聞的那幾年裏，正是國企普遍困頓羸弱，民企蓬勃興起的階段。在地域上，我又比較貼近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所以那時的我對中國經濟自下而上的生長力量的關注一直要多於自上而下的那股力量。
但是，我後來發現做得越大的民企，發展空間往往變得越狹窄，很少有民企能成功躍過從做大到做強這一步。其實，就中國民營經濟的代表省份浙江來講，也是一樣。就在16大把浙江現象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提煉出來的同時，它也無可規避地步入了自己的升級困境階段。為此我曾在《21世紀經濟報道》作過一組10篇的“新浙江”調查，結論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決定了這個過程，經濟改革先行已急需推進到綜合改革——決定浙江下一步創新能力的接力棒已經從民間交還給了政府。
我相信，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大型民企的下一步發展。與之相關的是，2003年開始，財經領域還出現了另一個熱門詞語——工業的重型化。一方麵，由於中國的整個產業結構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正在向上遊進軍，跟隨這種變化，早期集中在小商品範疇創業的中國民企也就自然而然地迎來了一個重型化的過程。
但對民企而言，這個重型化的演進是艱難的。我一直把中國民企的這波重型化努力比作一次“輪回”，他們十年前遇到的瓶頸幾乎都重新凸顯出來：
比如資金渴求——盡管他們已經家財萬貫，但重型產業吞吐的資金規模比往常大了幾個數量級，這讓他們又有了融資的急迫需求及對融資渠道的惆悵；
比如政府關係——雖然很多大型民企已是地方政府的座上賓，但重型化產業的審批權往往控製在更高層麵，很多民企由此第一次踏入了中央部委的大門，伴隨著他們當年第一次被市領導接見時一樣的興奮和緊張；
比如政策桎梏——當民企的擴張範疇越來越廣，便勢必和當下各種產業、金融政策壁壘發生越來越激烈的碰撞。更要命的是，你往往分辨不出到底是這些民企的胃口太大了，還是政策太保守落伍了。
而這些矛盾，到2004年宏觀調控的時候，突然變得更加顯性化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那些率先進入重型化領域的民企往往倒得最快。宏觀調空早期，最為大家關注的，第一個是進入了鋼鐵領域的江蘇常州鐵本，第二個就是冒進了金融領域的德隆。
此後，更是出現了大大小小一係列的民企危機風波——2004年到2005年，類似的故事陸續發生在創維的黃宏生、科龍的顧雛軍、長聯的龔家龍、斯威特的嚴曉群、飛天係的邱忠保等身上，當這些長期被膜拜的富豪前仆後繼地走向創業以來最深重的危機時，有人困惑感傷，有人歡呼雀躍。
我發現，盡管有很多媒體都在報道這些個案，但很少有人係統地去思考這些敗寇的共同邏輯，更多的人還是隻習慣於仰視成功者。於是，公眾很快就拋開了這些失敗者，轉而去跟隨或製造出新的成功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