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我開始考慮選擇一家民企來研究它的真正敗因。
雖然此前我對具體企業的研究不多，但我自認為上述這種被我界定為“大政經”的視野，是一種新的觀察角度。日後，我確信這對於觀察一家微觀企業，同樣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德隆這樣一家超大的、已經逾越了一般企業範疇的一個經濟現象。
二、《俘獲者》的明暗線
開篇羅嗦這麼多，其實是想說明白我後來寫作《俘獲者》時一以貫之的思路——盡量拋開簡單的道德批判，用故事和細節，來深入探求中國的各種製度環境與一家民企驟起驟伏的關聯。
不過，此時離我真正進入德隆還有一段機緣距離。
在德隆崩盤前，我僅和它有過一次接觸。因為德隆屬於資本市場記者的條線，與我平時的業務關聯不大，但我曾在2003年受管理版塊之命去作過一個關於民企職業經理人的小稿。當時接觸了一大批德隆國際在產業領域新聘請的國際化的職業經理人，這些人留給了我與傳聞中德隆動物凶猛迥然不同的印象，我由此對德隆複雜的金字塔結構雖然一直抱有困惑和興趣，但始終沒有契機去深究。
這一次，機會來了。
2004年4月14日，德隆崩盤，幾乎所有的財經記者都興奮起來。
也許我要慶幸自己並不是專業的資本市場記者，沒有接到報社剛性的報道任務，否則我一定也和很多記者一樣，先得圍著德隆當下的崩盤軼事打轉。
由於可以比較自由地關注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比如德隆的產業、金融藍圖是如何布署的？外因還是內因導致了德隆崩盤？德隆的資金流向了哪裏？德隆的核心團隊是哪些人？德隆操縱證券的手法是怎樣的？
最後，我決定從一個最簡單的疑惑出發，德隆金字塔是從哪一層、哪一個角落開始崩塌的？
於是，我翻箱倒櫃地找出了當年采訪時留下的一份德隆內部通訊錄，從這破損的三頁紙出發，開始了我此後對德隆為期兩年的跟蹤。
因為隻有這唯一的線索，我不得不采取最苯的辦法——給表格上的每一個人輪番打電話。
記得那時大概至少打了有五六十個人的電話，事前我做好了被粗暴回絕的心理準備。但出乎我的預料，這些傳媒眼中的神秘人充滿了傾訴的欲望。
事後想來，或許一是因為公眾都很快去追捧新的企業明星了，突然離開聚光燈他們反而會渴望有人關注，二是他們對複雜的德隆懸念也很困惑，需要找到印證。
這就是我後來寫的那句話：
對外界而言，傳聞中那個“妖魔化”的德隆，是種“假象”，他們看不到德隆國際化、規範化的一麵；而對於在德隆國際和友聯戰略裏麵的職業經理人來講，德隆國際化的一麵則是另一種“假象”，因為他們控製不了兩者體外的那一個運營平台。
由於這樣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當時至少有二三十個人在電話裏很深入地和我交流，後來還有十多位人士在我的一再騷擾下，答應與我見麵。與每個人的對話都有幾到十幾個小時的錄音，至今被我保留。
後期這些人大多離開了德隆，進入重組期後德隆的核心團隊縮小到11個人，再後來隻剩下了5個人。這些核心人物都是從未在媒體上亮相的，在兩年中，我緊盯著他們，並通過他們接觸到了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很多當事方。兩年中，我幾乎每周都要見其中的一兩個人，比如其中一個人物隻有深夜時分，才偶然會在他朋友開的酒吧出現，我便成了那裏的常客。
不過，開始時占有的素材越多越讓人痛苦，因為這實在是個盲人摸象的過程。麵對過於龐雜的德隆，很多人的敘述在我聽來是相互矛盾的，雖然他們並未撒謊。當然，這至少讓我意識到德隆的立體性，進而有興趣繼續研究下去。
在這千頭萬緒的過程中，我反複梳理德隆複雜的金字塔結構，其結論呈現在《俘獲者》中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