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了商、周已初具規模。“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三字經》語）這六種畜禽在《詩經》裏頻繁出現：“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惇”（《詩·小雅·無羊》）；“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蒸嚐，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詩·小雅·楚茨》），“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小雅·巧言》）；“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詩·小雅·十月》），“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詩·國風·鄭風》）。隻是驢、騾、鵝、鴨等在上述書中甚少出現。《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膳用六牲。”注釋說：六牲就是馬、牛、羊、豕、犬、雞。不過從當時文獻資料看，馬已作為駕車的役畜，較少食用。
當時的烹飪科學，對上述家畜、家禽的食用方法已頗有研究。古人不僅已經懂得不同齡不同性別的畜禽，其肉質的老、嫩、滋味各不相同，在高級筵宴或重要的祭祀時專門選用羔（幼羊），犢（幼牛）、豚（小豬）等肉質細嫩的家畜，在製作不同食品時，按照需要，有的專選雄性，有的專選雌性，而且已經懂得分檔取料的常識，能夠把牛、羊、豕肉分解為前體的肩、臂、臑和後體的膊、骼以及所謂正肩、脡肩、橫肩、短脅、正脅，代脅等等，對其內髒的肝、胃、腸等也能分別製作成炙品、膾品、脯、臘、醓醢、羹臛等眾多的食品。例如炙品要選用較好的肉；膾品要用新鮮的嫩肉；“八珍”中的“肝膋”專用狗肝製作；“脾析”（食品名）要用牛百葉製作等。他們還總結出鑒別健壯的畜禽和有病畜禽的經驗。如天官所屬的“內饔”就有“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的任務，認為：牛如果無故夜間鳴叫，其肉必然惡臭；羊的毛如果過長而且結成疙瘩，其肉必膻；犬的股際毛脫落者，其肉必臊；鳥類的羽毛失去原有的光澤顏色，聲音不如原來清脆悅耳者，其肉有腐臭的味道；豬的目光不明亮而且睫毛集結者，其肉必腥；馬的脊部變黑、前肢發抖者，其肉就有螻蛄似的臭味兒。上述這些都說明當時對家畜、家禽的食用已有相當的研究，較之殷商以前是很大的進步。
應當闡明的是，當時家畜、家禽肉類還很不充足，廣大庶民百姓是很少食用的。這大概正是古時把士大夫以上稱“肉食者”的原因。《禮記·王製》中規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這種規定雖未必嚴格貫徹，但它說明畜禽肉類的短缺。戰國時孟子對梁惠王說：如果能采取好的政策，把雞、狗、豬等飼養業發展起來，那麼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就可以有肉吃了。可見當時最受尊敬的老者也很少吃到肉，青壯年、庶民吃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這種以糧、菜為主，肉食比例極小的飲食結構，在我國廣大農業區一直延續到現在，仍未根本改變（牧區除外）。
在春秋戰國時期，狩獵仍是人們獲取食料的重要門路之一。野味在飲食原料中仍占一定的比例。《詩經》、《周禮》、《儀禮》等書中提及的野禽、野獸類飲食原料有鶉、鵲，鳧、鴻、鴞、鵜（音題）、鹙（音秋）、兔、鹿、麕，麋、獾、狼、野豕、豺、狐、熊等五十餘種。《周禮·天官·庖人》：“掌共（供）……六獸、六禽。”鄭司農說這六獸就是糜、鹿、熊、麕、野豕和兔。鄭玄認為六獸不包括熊而包括狼。至於六禽，鄭眾說是鴻、鶉、砅、雉、鳩、鴿。當時統治階級對這些野味入饌已有相當的講究。例如“八珍”中的“搗珍”專用鹿、麋、麕肉（牛、羊肉亦可，其他肉不用）。《周禮·天官·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釋中說，因為狼是山間之獸，山主聚，所以狼的油脂性凝聚，聚則溫，故冬天進獻；麋是澤獸，澤主銷散，故麋鹿的油脂性散，散則涼，故夏天進獻。春秋兩季寒溫適中，各種獸類都可以進獻。古人還認為，狐去掉頭，狸去掉正脊後，均可作食品。戰國時期，人們對於熊掌、鹿尾等的營養價值及特殊滋味都有了認識，為統治者所嗜食。
商、周以來，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不僅捕撈魚類的工具和技術不斷改進，而且出現了人工養魚。因此，江、河、湖、海中的水族動物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認識和利用。《詩經》等書中提到的水族類飲食原料，有鱣（音氈）、魴、鰥（音關）、砊、鯉，鱒，砋（音嚐），鯊、鱧、砎（音偃）、鮪、砏、砐以及鱉、龜、蛤、蟹等數十種。大概因為魚類食物原料較之陸地上的動物原料稀少，因此古人對此尤為重視。天官塚宰所屬，有專門為王室貴族服務的“砆（音漁）人”，主管捕撈魚類和鑒別魚類的優劣，同時還從庶民中征收魚類以供王室食用或祭祀。又有“鱉人”，專管捕撈藏於泥中的鱉、龜、貝、蟹、蚌等有甲殼的水族動物，還負責從庶民中征收上述動物供王室使用。當時許多魚種被列入名品，為人們所重視。《周禮·天官·膳夫》：“共祭祀之好羞。”注釋說：好羞指的是像荊州的砓（音詐）魚、青州的蟹胥等非常之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薑？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從側麵反映了當時人們已十分重視魚中名品——黃河的魴魚和鯉魚。據說周宣王派吉甫北伐？狁（音險允，古民族名），得勝回來，宣王盛宴招待時，就特意備有鯉魚膾等，即《詩·小雅》中的“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飲禦諸友，炰鱉膾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