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時候會拘泥於一家企業的決策方式和決策流程，並據此來判斷這家企業的科學精神。其實這些都隻是表象。企業家組織使命感的科學精神，核心表現在對企業本質的尊重上。而企業的本質是創造價值。在戰略管理方麵，同樣也有科學精神的問題。我在2006年曾考察研究過山東一家小型公司。這家企業所置身的行業，全國市場規模每年隻有200多億元，每年有超過20%的增長。這家企業年銷售收入5億元左右，居行業第二位，並且淨資產收益率與利潤率很高。這說明行業競爭集中度很低，也預示著未來這個行業可能產生以並購為主要手段的行業整合。按經驗，這家企業隻要保持比行業更高一些的增長率，它就能夠始終站在行業前列。但是，這可能是一個危險的判斷。因為，它忽略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也忽略了這個行業高額的回報對於潛在競爭者的巨大吸引力。科學的判斷是，在一個規模較小的行業中，競爭集中度加速提高是必然趨勢。企業自我滾動式的穩健發展，也許就是企業最大的危險。創新經營是這類行業中企業的根本任務。在不同的行業，在不同的企業發展階段，業務增長方式的改變，通常是一個挑戰經驗的課題。在服務經濟的環境中，企業在製定戰略時，優先的不是關心企業自己想要什麼，而是研究客戶想要什麼。這裏麵，同樣涉及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問題。
我們討論的第三個議題，是有關企業家組織使命感的紀律部分。最初，與我進行討論的那些企業家，會把思考重心放在遵章守紀等一些現象層麵。我覺得這是一些不需要討論的問題。它隻關係到企業家的基本素質，是一個低層次問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站在企業家組織使命感這樣一個高度上，去衡量企業家的紀律應當體現在哪裏。這種紀律性的構成有兩個特質：一個是公私分明，另一個是犧牲精神。在公私分明方麵，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家對公司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處理。我們需要看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資本市場日趨活躍與繁榮。針對企業家，期權股權激勵的動作幅度越來越大。那些創業有成同時也是企業大股東的企業家，可以透過發達的資本市場，使自己的創業成果獲得十倍甚至百倍的財富放大效果。越來越多的實業家參加並熱衷於這樣的財富遊戲。反過來，資本市場以一種殺雞取卵的投機態度，對那些公司提出苛刻的短期業績要求。公允地看待這件事情，產權製度對企業家價值的尊重，無疑是一種巨大創新與進步。而同時，資本市場的急功近利與財富效應，也對企業家方向上的迷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當數量的企業家，忽略了服務經濟對企業作為長跑選手的要求。他們拚力追求速度與短期效應。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財富英雄而引起世人關注。巨額財富對於他們，除去數字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意義，但是由財富帶來的社會尊敬，是他們非常需要和享受的。他們在抱怨資本市場苛刻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去迎合資本市場。企業家在這樣的矛盾中，違背了企業長期發展的紀律要求。嚴格說，這是企業家的個人私欲在作祟。我們不應該像造神一樣去要求企業家，沒有幾個企業家會為長期責任犧牲一切短期利益。所有企業家，都會謀求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或者任期內獲得社會尊敬。這是一個企業家的公與私問題，也是境界問題。所以，對於企業家最客觀的評價，應當是在他離任幾年之後。
服從企業長期利益要求，是時代對一個企業家的紀律要求。我們看一看對金融危機負有罪責的那些華爾街精英們，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和不斷放大的金融杠杆，導致了大量的銀行倒閉和大批員工失業，為什麼呢？雷曼兄弟也好，高盛也好，它們製造了如此之大的災難，是因為什麼？私欲使它們違背了金融業風險控製的鐵律，乃至違背最起碼的職業操守。中國的黃光裕、黃宏生們同樣如此，還有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四通集團，它的創始人萬潤南絕對是一個有思想的企業家。但他的個人抱負是從政參政，四通集團也為他的政治追求付出了慘重代價。我們民族有崇尚政治的文化傳統，大多數企業家都具有政治情結。作為公民，作為經濟界的成功人士，參政議政是正確的。但如果是以企業利益作為代價，這便成為公私不分的紀律問題。企業家要恪守本分，心無旁騖。這個本分就是公私分明的紀律。中國知名的地產企業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一向以思想深刻、特立獨行而獲得社會關注。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時，社會各界齊伸援手捐款捐物。善舉之外，也確有以捐款多寡行攀比炫富之人。王石恰在此刻發表言論，抒發“不應以善舉之名增加企業與個人負擔，行善不在多寡”的主張。此言一出，引來社會各界口誅筆伐和政府官員的斥責。或許作為一個純粹的自然人，王石的一己之言無可厚非。即便作為一個企業家，王石的言論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有令人深思的一麵。但顯然，王石太率性了，這同樣違背了恪守本分的組織紀律。呈一時口舌之快，傷害了企業，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公私不分。盡管王石本人與萬科集團事後都做了各種補救性工作，但此番言論對萬科集團以及王石自身的傷害，已經無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