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國藩
大概沒有人不羨慕好的性情，好的修養吧？但是，改正錯誤或許容易，品性是很難改變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連“四書”之一的《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豈易改變？尤其是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改變更難。隻不過，這個問題，須話分兩頭。《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無有不善的，隻有後天習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們所說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後天習染的因素，作為先後天的融合，是一方麵難改變，另一方麵又可以改變的。食色之性也是這樣，雖然並沒有什麼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是否傷害身體和性情的問題，而這後一方麵，顯然和習染有關，是可以由不適度達到適度的；因為所謂性格、品性，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和習染有關。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館（相當於進士再深造後的結業），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押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年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沒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