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大學三大綱領——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看作份內事。他說：“若看作份外事，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能文能詩，亦隻算得識字的牧豬奴，不得謂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蒞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無異於牧豬奴。”說得何等透徹！曾國藩主張“立誌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誠正修齊以迄開物成務的一貫作風，把學問事功，湊成了合拍的節奏。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務耕耘”這十六字，是他自訂的嚴格課程，也就是誠意慎獨的極端表現。在他的日記中，有不少痛自劾責力求改過的自訟之言，如：“聞譽則心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後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艱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矣！”“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見己過而內自訟，便是曾國藩大過人處，故能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不挫屈，更於受之以虛之外，將之以動，植之以剛，貞之以恒，歸之以誠，其勇猛精進，卓絕艱苦的偉大精神，實足為後人所師法。
曾國藩在他的《金陵節署中日記裏》說：
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謙，“中庸”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炸。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嫌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曾國藩這一番關於“慎獨”的宏論可謂透徹而精彩。
臨死前兩年，曾國藩對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提出了全麵的修身養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慎獨。曾國藩說，能夠做到慎獨，就可以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可以泰然處之，可以快樂、滿足、欣慰、平靜。慎獨就是真誠，真誠就是快樂。難怪孟子說，反問自己是真誠的，就是最大的快樂：難怪荀子說，沒有比真誠更好的養心方法了。
慎獨，“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曾國藩如是說。
其四：靜坐。
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者是剛的惡習，或者是柔的惡習，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動不動就會發作，必須自己體察它，並終身加以治療。
曾國藩曾告知李鏡海，說他自己偏重於剛的惡習，發起恨來什麼也不顧，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動不好靜。
後來，曾國藩在體悟到“靜”的意韻後說：“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這兩句話可以作為曾國藩參悟到“靜”的境界的體會。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國藩日記中寫道：隻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所謂沒有絲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正本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的開始。
在他的《玉箴》裏的《主靜箴》裏說：“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鍾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餘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餘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