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
——曾國藩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略，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以氣度。
1863年3月9日曾國藩在給他的九弟的信中說：
肝氣來時，不僅不能心和氣平，而且絲毫無所恐懼，確有這種情況。別說你處於盛年這樣，就是我逐漸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製的時候。但應強迫自己抑製，製住怒氣，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小能過此兩關，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不讓他過盛。降龍養心，伏虎養肝。古聖賢所講的去欲，就是降龍；所講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麼不同，總不讓我們的欲望戕害我們的身體，性命罷了。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在他的弟弟處於危難的時候，曾國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強以勉勵。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說：
在我的中庭有八塊堂匾，它的跋中說：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弟積勞成疾，應當特別注意少惱怒。紀澤對待你像侍候父親那樣，你應當感到特別高興才是。
數日後曾國藩再次給其弟國荃寫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時來信，對我初四日所談蘇州、上海整頓糧餉一事，分析規劃得非常詳細明白，高談闊論，可慰可敬。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出憤怒和激動。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就可以了。
曾國藩的倔強，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