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曾國藩的弟弟也麵臨著他那樣最需要倔強的時候，他及時地送去了，他說：
“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國藩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展；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