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曾國藩
曾國藩說自己一生“打脫牙之日多矣”，又說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時”。同治五年，他在寫給次子曾紀鴻的信中闡述了“能度過極困難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說：平常人遇到困難、挫折時便會停下來，放棄自己的目標，或繞道他處。實際上，困難時不能停下來，“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他透過古今豪傑成敗的啟示，得出結論說：“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曾國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脫牙和血吞的時間很長，次數也很多，但在江西為最。
曾國藩以空頭侍郎銜領兵，過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於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鄉屬於一流，所以，做事還是順一些。到江西後，隻有依賴江西接濟餉需。而江西巡撫陳啟邁雖與駱秉璋同樣缺乏才幹，但氣度方麵則遠不及駱，甚至剛愎自用。曾國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徑行，不免幹預省內行政。這樣，兩人矛盾愈來愈尖銳。正如曾國藩所說：陳遇事“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陳甚至不經過曾，徑自指揮調遣羅澤南等軍；且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巡撫如此，其下各級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處處與湘軍為難，“部將官至三四品者，每為州縣撲責”。曾國藩勸捐，“所給印收，州縣輒指為偽。拘訊捐戶”。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除了盡可能迫使陳啟邁多供軍餉，如奏準動支江西漕折銀外，又多方聯絡本省士紳，如委任劉於潯辦江西水師，黃讚湯主持全省捐輸。黃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為全省士紳首領，陳啟邁對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讓，而黃則一心依靠湘軍保護家鄉安全，也竭力相助湘軍。至十月底止，勸捐多至八九十萬兩，實際支用亦達六十餘萬兩。曾利用這些款趕造船艦，招補水勇，很快就使內河水師成為一支擁眾三幹多，船艦二百餘艘的大艦隊。此外，還在江西募平江勇四千餘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統帶，其餘一千多人屬江西省軍。由前德安知縣劉希洛管帶。再加上塔齊布、羅澤南兩軍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軍就多達一萬六千多人。
與此同時，曾國藩又暗中搜集陳啟邁材料，並於六月專折奏參。文俊接任巡撫後，緊張關係雖有所緩和，但仍然矛盾叢生，曾國藩的處境並無多大改善。與曾積怨甚多的王鑫也說：“滌帥遭際若是，真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其尤難者仍是餉項一節耳。”曾國藩之所以有如此景況，問題在隻有軍權，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撫統轄地方之權去籌餉。正如曾國藩所說：“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
在軍事方麵，曾國藩也陷於明知被動，而又無法擺脫的困境中。
二月中旬，鹹豐帝兩次令曾國藩回援武漢，甚至令曾自己領軍赴援。曾國藩回奏：“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遊，為古來必爭之地；論行兵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非萬全之策。”同時，客觀上大舉西援，與太平軍爭奪武漢，困難甚多。因為這勢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軍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軍不全力西進兩湖，就會南下江西腹地；且軍餉不足，江西不能籌給開拔費，湖北胡林翼軍欠餉甚多，無力再供給西援軍。因此，他認為“與其千裏馳逐以餉匱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隊嘩變，不如株守江西，徐圖改變局勢。
塔齊布的死亡，使曾國藩一時無法擺脫被動的局麵。更為重要的是，湘軍第一支勁旅塔齊布軍從此離心離德，銳氣大減。內湖水師的士氣也受到很大影響。在遭到這一連串打擊之後，曾國藩又麵臨新的難題。七月中，收複義寧後，羅澤南又上書曾國藩力主進援湖北，爭奪武漢，並以此自任。他如此積極，固然是從戰爭全局著眼，但也希望擺脫江西困境，為自己謀取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在這之前，繼胡林翼之後，駱秉璋也奏調羅軍援鄂。這對曾國藩無疑是一個巨大壓力。當時曾國藩直轄隻有塔、蕭、羅、李四軍，前兩軍已大非昔比，戰鬥力銳減；李元度軍新建，未經大戰，戰鬥力不強，隻有羅澤南軍正在旺盛時期。這樣，羅軍西調，就會使曾國藩因失去惟一勁旅而處境更加困難。如堅不允調，則不僅武漢收複無期，湖北戰局好轉渺茫，甚至會危及湖南；且將使駱、胡耿耿於懷，大拂羅的興頭，從而導致內部矛盾加劇。兩相權衡之後，曾國藩終於忍痛令羅澤南軍八月西援，並增派原塔齊布軍彭三元、普承堯兩營隨行。主力部隊五千人西行後，曾國藩再也無力進行扭轉被動局麵的嚐試，隻能堅守觀變，處境更加艱難。
立世大智慧
一個人在最困難的時候，能夠控製自己的消極情緒是非常重要的，否則，自己就打敗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