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皇朝建立以後，張良一方麵由於體弱多病，不勝繁劇，一方麵也因為淡於權勢，所以沒有擔任行政方麵的具體職務。但作為劉邦的忠貞臣子和得力謀士，他立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鞏固和加強漢皇朝的統一與安全問題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一係列的建議，供劉邦采擇。公元前201年（漢六年），劉邦將功臣二十多人封為侯爵以後，其餘那些未得封爵的功臣“日夜爭功不決”，氣氛十分緊張。劉邦在洛陽南宮，遠遠看見諸將三三兩兩竊竊私語，就問張良：他們在一起說些什麼？張良告訴劉邦，這些人說不定有謀反意圖。劉邦大為驚異，認為當時天下已經安定，他們沒有理由謀反。張良說：
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
劉邦聽後，頓時感到事態嚴重，就向張良請教一個萬全之策。張良問劉邦：“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劉邦脫口而出：“雍齒與我故，數嚐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張良說：“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劉邦高興地接受了張良的建議，擺下酒宴，宣布將與他個人有宿怨的雍齒封為什方侯，並令丞相、禦史立即“定功行封”。這位雍齒雖是劉邦的故人，較早加入劉邦的起義軍，但在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據豐邑背叛劉邦，投靠魏國。盡管後來又重新歸順劉邦並且立下不少功勞，可是劉邦總難忘卻他的背叛之舉。二人不睦是盡人皆知的。
所以雍齒受封的消息一經傳出，群臣皆喜，異口同聲地說：“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他們的疑懼情緒自然也就平息下去了。平心而論，劉邦分封時，群臣雖然爭功，但決不致謀反，特別不會出現群起反叛的局麵。因為當時國家與社會總的趨勢是走向穩定，不存在動亂的因素。同時，劉邦的部下絕大部分都是豐沛起義的故舊，中途陸續加入者也都經曆過與劉邦共度患難的考驗，對劉邦是忠誠的，都把自己的富貴利祿與劉邦聯係在一起，他們怎麼會謀反呢！對此，明智如張良者當然不會不清楚。顯然，張良之所以用群臣謀反警示劉邦，恐怕主要是催促劉邦加快分封群臣的步伐，並盡量做到公正，使之得到與本人功勞相應的封賞，以安定他們的情緒，保持統治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對這件事，司馬光的看法是比較深入的。他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封賞引起的波瀾過去不久，又發生了遷都之議。其時，齊人婁敬以布衣見劉邦，勸說他將都城由洛陽遷至關中。劉邦一時猶豫來決。因為劉邦左右的大臣大都為山東人，希望都城距家鄉近一些，所以紛紛勸說劉邦留都洛陽。理由是“雒陽東有成皋，西有骰澠，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這時，隻有張良站出來全力支持婁敬遷都關中的建議。他說：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裏，田地薄，四麵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彀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
一方麵由於張良對洛陽和關中的對比分析說理透辟，一方麵更由於張良跟定劉邦後每謀必中，因而張良的一番話最後堅定了劉邦遷都關中的決心。於是，在關中平原上出現了長安這樣一座舉世聞名的古都。遷都問題上的爭論再次顯示了張良超過其他人的遠見卓識。
劉邦晚年的時候，一度打算廢掉劉盈的太子地位，而改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從而引發了一場震動宮廷內外的風波。張良從漢皇朝的穩定出發，在關鍵時刻出奇計，保住了劉盈的太子地位。公元前196年（漢十一年），英布在淮南反叛，劉邦最後一次禦駕親征。張良為劉邦送行至曲郵（今陝西臨潼東）。分手之前，對劉邦說：“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同時請求劉邦“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劉邦再一次要求他輔佐太子，並任命他為太子少傅，這是張良在西漢皇朝擔任過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官職。
可能因為體弱多病，在劉邦反擊匈奴和平定異姓諸侯王的鬥爭中，張良沒有像往常那樣跟隨劉邦親臨前線。但是，他仍一如既往地為劉邦出謀劃策，為爭取這些戰爭的勝利起了應有的作用。張良親自參加的戰役隻有公元前197年（漢十年）九月至第二年冬天對陳豨的征伐。此役中，漢軍攻克雁北重鎮馬邑（今山西朔縣），就是靠了他的“奇計”。不過，自漢皇朝建立之後，張良的主要活動還是備顧問。史載蕭何做相國時，張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張良所講天下事的具體內容雖然已難以稽考，但其中的絕大多數內容應該是如何鞏固漢皇朝，安定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張良在西漢建國以後之所以沒有擔任顯要官職，身體有病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還是他信奉道家，淡於名利，對於同君主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隻求頤養天年，優遊歲月，得以壽終，而不願卷入激烈的政治鬥爭漩渦，以免招來殺身之禍。他將自己功成身退的思想用“學辟穀，道引輕身”加以掩飾。張良自述自己的人生態度說：“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鬆子遊耳。”實際上，張良明白，在劉邦創業時期，他與功臣們為一個共同目標奮鬥，是比較容易團結一致的。一旦敵人消滅，劉邦與其功臣之間就有一個財產權力再分配的問題，這時內部矛盾最容易暴露和激化。作為一個臣子，如果太熱衷功名利祿，就有可能引起君主的疑忌而使自己成為可悲的犧牲者。一個功臣要想在和平時期平安無事，最要緊的就是對權位功名、富貴利祿采取一種恬淡的態度。司馬光就看出了張良“學辟穀”的行動所蘊含的深意，他評論說：
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鬆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係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應該說，這番出自具有豐富的官場閱曆的大史學家之口的評論是很有見地的。公元前195年（漢十二年）四月，劉邦死去。太子劉盈即帝位，實際上呂後當權。呂後對張良設計保住太子地位之功感激不盡，同時對張良學道之舉很不以為然，她說：“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以張良的聰明洞達，他當然能夠看出由於呂後專權所引起的漢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微妙變化，所以不願意卷進去。因而，不管呂後怎樣苦口相勸，張良再也沒有擔任什麼重要官職。此後，張良又優遊歲月六年之久，於公元前189年（漢惠帝七年）溘然而逝。
在西漢初年的布衣將相之群中，張良盡管與其他人有著明顯的出身差異，但他基本上應該算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他以“布衣”自居亦並非謙詞。作為漢初三傑之一，張良不僅以自己無與倫比的聰明才智為漢皇朝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也為自己贏得了令時人傾慕不已的爵位封土、富貴利祿。同時，更以洞若觀火的明哲，深思熟慮的舉措，在權勢麵前恬淡自守，在統治集團的矛盾中激流勇退，終於在世人的崇敬與哀惋中得以壽終。大概由於張良淡於名利的緣故，漢初三傑之中，他的遺跡是最少的。他的封地留城，在沛縣城東南十五裏處，如今已淹沒在煙波浩淼的微山湖中。其餘幾處張良祠廟也大都傾圮，隻有地處陝西城固縣城東北三十裏的白雲山上的“留侯辟穀處”，仍然以其特有的靜謐和清幽，供後人憑吊。李一本《過留侯辟穀處》詩，對張良的一生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
一介塵埃士，興劉仗秘猷。
殊中超百代，蚤見異群侯。
借箸開基遠，封留雅誌酬。
泛湖同比跡，遠害去遐州。
總起來看，張良以自己帶點神秘色彩的一生樹立了封建社會中帝王之師的一種典型，將超人的智慧與參透生死的明哲結合在一起，既能施展才智，建功立業，又能進退自如，防患避禍，因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在東漢鄧禹、三國諸葛亮、北宋趙普、明朝劉基等人身上，似乎都可以看到張良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