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在即位之後，看到已經因為常年的戰亂，人們生活十分困苦，十分心痛。於是為了讓國家能夠盡快地發展起來，他采取一係列的措施來恢複和發展生產，這些措施就包括一些輕徭薄賦的政策。其中著名的《漢書·食貨誌》就有相關記載說：
天下既已平定，而人民卻因戰亂而毫無積蓄了。建國之初，上至天子，乘車的四馬也難以配齊相同的毛色；而將相，有的甚至乘坐牛車。麵對社會經濟的凋敝，漢高帝決定廢除秦朝苛法，使法律簡明而寬緩；減輕田租，收取1/15的賦稅；根據官府及官吏的開支費用，向人民征收賦稅。上至天子下至封君，均以山林川澤以及市租、湯沐邑的收入作為“私奉養”，不再從國庫中領取經費；從各地運至京師供應各官府的粟米，每年不超過10萬石。
上述輕徭薄賦政策，對減輕漢初人民負擔、恢複和發展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據《漢書·高帝紀》記載，在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的過程中，曾出現了地方長官和諸侯向人民多收賦稅用來向宮廷進獻的問題，進獻章程又不完善。這一問題的出現，引起了漢高帝的極度重視。為此，他特地發出詔書，糾正偏差，製定出相應的法規。
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所發布的這道詔書說：
國家一向以減輕賦斂為當務之急，然而至今尚無有完備的章程與法規，郡縣長吏有的多收賦稅向宮廷奉獻，而各諸侯王向宮廷的獻物又多於郡縣，百姓以此為疾苦，甚不可取。今令各諸侯王、徹侯以每年十月入都城朝見獻物；各郡縣按人口數計算上獻費用，每人每年按63錢交納，作為上獻的費用。
按雲夢出土的秦朝法律文書，百姓欠官府債務，如果用服役償還，每人每天的工錢是8錢。以此計算，每人每年交納的63錢口賦（人頭稅），僅合8天的工錢。
詔書中所談到的“獻費”，是諸侯王、徹侯及地方官獻給皇帝的，起初沒有定數，所以官吏為討好皇帝，便多向人民征稅作為獻費，致使人民不堪忍受。因而，漢高帝及時發出了這道詔書。
為增加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漢高帝除了頒發免奴婢為庶人的法律外，還采取了鼓勵增殖人口的政策。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正月，下令凡“民產子”，可免除二年的徭役。
為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防止大工商業者特別是投機商人以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手段侵犯農民的利益，漢高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於漢高帝八年三月頒布法令，不準商人穿絲織品和細葛製作的衣服，不得攜帶兵器，不得乘車騎馬，不得做官，向他們加倍征收人頭稅，為商人另立戶籍稱為“市籍”從政治上和社會地位上對商人實行限製，對漢初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劉邦以武力奪取天下，對儒生和儒家經典一向持輕蔑的態度，動輒罵儒生為“豎儒”，常常說治天下哪裏用得著“腐儒”。然而，在劉邦的手下還是有一些儒生的，有些人還為協助治理國家做了不少大事，楚人陸賈便是其中的一位。
陸賈隨從劉邦定天下，以能言善辯而有名。漢帝國建立後，陸賈奉命出使南越，使南越王趙佗向漢皇帝稱臣。漢高帝十分高興，任命他為太中大夫，在皇帝左右掌管議論。
陸賈經常在劉邦麵前稱道《詩》、《書》，以為治理國家時用得著。一次，劉邦聽得不耐煩了，開口罵道：“你老子的天下是從馬背上得來的，哪裏用得著《詩》、《書》？”
“在馬背上取得天下，難道還可以在馬背上治理天下嗎？況且成湯、武王都是以武力奪取天下，而後順應形勢用文治來維護天下，文武並用，這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啊。當年吳王夫差、晉卿智伯因窮兵黷武而亡；秦朝任用嚴刑苛法而不知改變，終於覆滅。假使秦統一天下以後，施行仁義，效法前代聖王，陛下怎能取得秦朝天下而有之？”
陸賈的一通反問，使劉邦自感理虧，臉上現出不大高興而又慚愧的表情。於是，劉邦對陸賈說：“那你就為我寫出秦朝為什麼會失去天下、我為什麼能取得天下的原因，同時談論古代各國成功失敗的史事。”
陸賈受命之後，粗略地論述了古往今來國家存亡的征兆和跡象。每寫完一篇就上奏給劉邦，劉邦閱後無不稱讚，左右的人都高呼萬歲。陸賈一共寫了12篇總結曆史上統治經驗的文章，“號其書日《新語》。”
《新語》一書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教訓，指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禍；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輔政》）又說：“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事逾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賊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無為》）總之，陸賈認為秦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刑罰太重，“武”的一手用的太過，因而主張用“文”與“武”兩手，把教化（勸善）與法令（誅惡）結合起來，實行無為而治，用文治來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