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已經偏西了，陳道生出了西市日雜批發市場，蹬著三輪直接回家，不知不覺中抬頭，發現車已到了市二院門口，他想繞也繞不過去了。這是一個讓他光榮也讓他傷心的地方，本來想多掙點錢還債，吃再大的苦也認了，好不容易幹成了二院的明星，卻沒想到又犯了錯誤被開除出門。後來他認真想過自己的錯誤，那晚即使值班醫生在病房，首長也肯定是要死的，腦血栓引起心髒猝死就像剛結過婚的人很容易懷孕一樣正常，所以首長的死是必然的，不死是偶然的，為什麼一個調查組不調查偶然中的必然，而偏偏咬住必然中的偶然不放，當年全國人民學辯證法的時候，早就把這個道理說清楚了。所以陳道生雖然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這個錯誤不足以將他開除，他心裏不服。
從此他再也沒走進過市二院的門，能繞就繞開了，但今天已經抵到了這個門口，他就停下車子，抹了一頭的汗，站在門口的一棵老槐樹下，用目光重溫院子裏的水泥路和樹，心裏竟有些溫暖，溫暖來自於病人家屬懇求的目光，還有來自於醫院窗口遞出來的飯菜與聲音。然而，自吳奶奶代表三聖街全體人民的意誌對陳道生進行教育挽救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跟於文英聯係過，於文英也似乎聽到了一些風聲，76號大院一次都沒進過。他們就像兩個相隔千山萬水的遠房親戚，隻是在記憶中保留著一些省略不掉的輪廓。
陳道生點上一支煙，索性坐到車座上，手裏搖著草帽扇出一些熱風，目光清點著醫院裏走出來的每一個身影，醫院走出來的人跟劇院走出來的人是不一樣的，他們的臉上繃緊了每一根神經，仿佛每個人都剛剛經曆了一次手術，腿接不上力，步子又軟又飄，陳道生不知道自己當初在醫院當護工時是不是也是這種的表情和姿勢。
於文英是貼著右邊的圍牆從醫院裏走出來的，跟陳道生突然相遇，兩人都有點猝不及防，於文英驚訝地問，“陳叔，你怎麼在這？”
陳道生一隻腳踩在腳踏板上說，“剛好路過這裏，我以為你下班了呢。”
兩人都沒有騎車的意思，他們推著一大一小三輪車和自行車往三聖街慢慢地走著，邊走邊說話。
於文英在夕陽的暗黃色的光線裏發現了陳道生嘴角上和鼻梁上殘留的血跡，就問怎麼回事，陳道生將這一天倒黴的經曆不厭其煩地敘述了好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媳婦一樣喋喋不休起來，“自從被醫院開除後，這大半年來，一直不順，你說人不會永遠倒黴，我怎麼就連著倒黴呢？你說永遠究竟有多遠？”
於文英望著精神比身體更加疲憊的陳道生說，“比一生近，比大半年遠，要是你這樣的人一生都翻不過身來，那人世間就真的沒有公平了。別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人間沒有道理，頭頂上有天理。”
陳道生苦笑了笑，“我又不活在天上。”
於文英說，“不說這些了。我看你每天拚命地蹬三輪，無論是搶還是打架，都不是人家對手，還不如趁早就歇手算了。要是你願意的話，我介紹你到大昌公司去幫忙，平時幫著收拾收拾，有快件和托運來的貨就幫著送一下，活輕閑，收入也能固定，工資我可以讓老板多開一些。”
陳道生說，“不用麻煩你了，我在公司幹不好，當初在劉思昌歐亞公司幹了不到一年就砸了好幾筆生意。”
於文英說，“大昌是個快件公司，沒多大業務，主要也就是送貨上門，跟劉思昌的不一樣。”
陳道生問，“要是這樣，我倒可以去幹一段日子，大昌公司你能做得了主嗎？”
於文英很輕鬆地說，“沒問題！那是我男朋友開的公司。”
陳道生全身上下像是被電麻了一下，肌肉繃直了，腳步也就抬不起來，鞋子被固定在路麵上，咬得死死的，這種反應很短暫也很隱蔽，不輕易能看出來，陳道生迅速穩定住自己的心髒，站在原地“噢——”了一聲，表示知道了，若無其事的樣子。
於文英像是在跟叔叔彙報工作一樣地說，“這兩年，我都被纏死了，三聖街的人，還有一些親戚同學朋友都給我介紹男人，我都推了，可這一次是我表姐趙文麗介紹的，她幫過我們，欠她人情，也就跟王大昌見麵了，人很勤勞，能吃苦，三十八歲的時候被老婆蹬掉了，開了間小公司，賺不了多少錢，日子倒也是能過的。”
陳道生問，“你男朋友多大了？”
於文英說，“四十七，比我大十三歲。”
陳道生說，“也好，畢竟有一家公司，不像我，連一間小店都開不好。”這話聽起來有點酸，話音沒落陳道生就後悔了，於文英隻能按照陳道生的字麵意義上往下說，“也不是開不好店，要是你願意賣假名牌，不早就發了，一開始，我也覺得真的肯定能打敗假的，可眼下的世道，假的肯定能打敗真的。”陳道生說，“現在哪有什麼真假，掙不到錢的男人就是一個假男人，連鄧小平都說發展是硬道理，掙不到錢就沒發展，沒發展就沒道理，沒道理就得被女人踹了，錢家珍也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你男朋友能開得了公司，說明人家有硬道理，所以就能找女人了，像我這樣的，沒錢沒發展沒硬道理的人，也就隻好打光棍了。可我餓死累死不會幹缺德事的，假貨掙的錢花著能安心嗎？”陳道生這話聽起來像是在說氣話，他有點控製不住自己。於文英接著他的表麵意思繼續說，“你可千萬不要這麼說，五年十年以後，有錢的肯定是你，你手裏攥著的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他們在黃昏裏的對話像是在交流信息，也像是在交流心靈，而真正心靈裏的信息是不需要交流的，隻需要感悟和體驗。
大昌公司租住在沿河路一幢兩層小樓裏，辦公室一間，庫房兩間，這種格局使得辦公室更像是倉庫保管室。辦公室裏隻有兩張樣式陳舊的桌子和一部灰蒙蒙的電話，椅子的腿不牢固，陳道生坐上去的時候搖晃得很厲害，四十七歲的王大昌看上去像五十七歲，推一個寸頭，衣著樸素而呆板，標準的下崗工人形象，他對坐在搖搖晃晃椅子上的陳道生說，“說是公司，其實也就是中轉貨站，接貨送貨，很簡單，賣苦力的，所以也就委屈你了，一個月開你五百塊錢，不嫌少吧？”陳道生說，“不少，不少。”
王大昌在外跑業務，陳道生和另外兩人負責去客戶門上拿貨或送貨，快件業務都是小包裝，有的是特快信函，有的是快件小型樣品和貨物，公司有一輛二手麵包車，貨多就用麵包車，小件的貨就用自行車三輪車運送，活比較輕，陳道生幹了兩個月，雖沒掙到多少錢，臉色由枯黃而變得紅潤起來。
秋天又到了。一到秋天，陳道生就開始緊張，他對這個季節的陽光和風時刻保持著警惕，大街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形跡可疑，他們像是隱形的劉思昌，又像是整容後的殺手出現在他的視線裏，夜晚時常出現錢家珍翻動箱子的聲音，這讓陳道生難以入睡，睡不著的時候，他就爬起來給女兒小莉寫信，信中的陳道生不停地檢討自己作為父親的失職與愧疚，而且告訴她家裏一切很好，他和媽媽都在等著她早點回來，小莉似乎是在一夜間長大的，她每次給爸爸的信中都淚水忍不住落到信紙上，每頁的墨跡都有幾處被淚水暈染後的模糊，她說自己真正的罪過是對不起父母，連累了父母，她以自己的行動在贖罪，冬天在風沙彌漫的勞改農場演出，她的嘴上都起了血泡，但讓她充滿信心的是，三年來，她已經兩次立功，減刑一年半。她說還要爭取減刑，等提前釋放後，她就回來跟爸爸一起開店，她要做店裏最好的營業員，要做最孝順的女兒，小莉說，“爸媽前半生為我受苦，女兒要讓你們的後半生享福，這是我現在努力改造自己的最大動力。”陳道生在夜深人靜裏，一遍遍地讀女兒的信，在讀信中緩衝對秋天的恐懼。屋外的夜真靜，靜得能聽到萬裏之外女兒在睡夢中均勻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