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晚上，作為“四人幫”之一的王洪文，當即從中南海打電話到釣魚台，把張玉鳳的電話內容轉告了“幫”中的另外三個人。
過了好幾天，王洪文才把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告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
張春橋擦得鋥亮的黑皮鞋，在釣魚台賓館的紅色地毯上來來回回踱著。從張玉鳳那裏傳來的那一句話，擊碎了他的總理夢。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主席的話仍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威力。他說“鄧”，那就不可能是“張”。一旦鄧小平正式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那張春橋就隻能屈居鄧小平之下。想到當年指揮蒯大富，調動幾萬紅衛兵高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聲震北京城，如今卻要聽命於鄧小平，張春橋的肺都快要氣炸了！
幸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還隻是在電話裏說說，沒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夠使這位年邁的主席改變主意，那還可以挽救……
丹麥首相哈特林即將訪華，定於十月十八日到達北京。這與中國內政不相幹的外事消息，使張春橋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會見毛澤東。而毛澤東在長沙療養，哈特林必須從北京前往長沙。負責接待哈特林來訪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鄧將陪同哈特林前往長沙。顯然，毛澤東除了會見哈特林之外，會與鄧小平一起研究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遲。必須搶在鄧小平之前，改變毛澤東的主意……
十月十七日深夜，釣魚台十七號樓，“四人幫”一個不缺，在江青那裏聚集。
“我們四個人之中，洪文去長沙一趟最合適。”江青說道。其實，這主意，張春橋早已與江青通過氣，是張春橋出的。
“軍師”是在來回踱方步之時，作出這一計謀的：要改變毛澤東的主意，必須派人火速趕往長沙，彈劾鄧小平。在“四人幫”之中，江青去長沙顯然不合適。毛澤東已經警告“不要由你組閣”；由“軍師”，出馬，更不合適。因為與鄧小平爭奪第一副總理的，便是“軍師”其人。“軍師”親自出麵，顯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屬宣傳工作範疇，也不合適；惟有王洪文是最恰當的人選。毛澤東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長沙向毛澤東彙報，請求工作，合情合理。何況，把王洪文推出去當“馬前卒”，即使倒黴，也是王洪文挨罵。對於張春橋來說，王洪文雖是政治夥伴，可是心裏對這位副主席也嫉妒已極。私下裏，他曾對姚文元說過憤憤然的話：“王洪文憑什麼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幾？”
畢竟王洪文太嫩，敵不過張春橋這“老薑”，居然連連點頭，答應前往長沙。他蒙在鼓中，以為是江青提議要他去長沙。殊不知這是“軍師”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話。
王洪文夠“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飛機飛往長沙，當天晚上又飛回北京。
慣於長夜工作、上午睡覺的毛澤東，—在長沙仍然如此。在下午，他聽取了王洪文的彙報，王說的無非是“鄧小平反對文化大革命”之類。毛澤東一聽，就聽出這話來自江青那裏，因為江青已經不隻一次向他告過鄧小平的狀。從王洪文嘴裏講出來的話，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話的翻版。
王洪文從毛澤東那裏得到的，是一番嚴厲的告誡：“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誌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興衝衝坐著飛機來，氣鼓鼓乘著飛機去。當王洪文還在天上，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釣魚台伸長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張春橋這“狗頭軍師”，完全失算了。兩天之後——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幫”所激怒了的毛澤東，幹脆，托陪著丹麥首相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轉告周恩來、王洪文：“提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張春橋得訊，如同跌入深穀。他往沙發上一倒，閉上雙眼，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兩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從病榻上掙紮起來，坐飛機前往長沙，會見毛澤東。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八十一壽辰。那天晚上，兩位當代中國的巨人，談到深夜，一起切磋著黨、政、軍人事安排。共同經曆了半個多世紀中國政治風雲的兩位共產黨人，都明顯地覺得彼此老了。從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中央主席，周的政務院（國務院）總理，一個擅長理論思維，一個擅長處理政務。雖然從建國初年的高崗想搶當總理，直到林彪駕機外叛，中國政壇充滿火藥味兒，不停地發生著這個事件那個運動，而毛、周合作關係一直是穩定的。盡管兩人氣質相差甚遠，毛澤東是屬於詩人加哲學家這一類型的，周恩來則是無與倫比的國家行政管理大師。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在他的《領袖們》一書中，最為形象而又最為恰當地評價了毛、周關係：“中國革命沒有毛，就決不會點燃起火來。沒有周，它就會燒光，隻剩下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