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查明常溪萍之死的真相，務必查出那“兩個紅衛兵”。因為那“兩個紅衛兵”不僅存在他殺的嫌疑，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現場見證人。
可是，查來查去，沒有查到那“兩個紅衛兵”。
當然，押常溪萍的人，極可能是“常溪萍專案組”成員。但是，專案組的成員說沒有押他去數學館。
為了確切了解當時的情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東師大又派人調查，請那位當年的女同學回憶。
她又重新寫了一份旁證材料，內容比半年前寫的那份旁證詳細得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氣很悶熱，氣壓很低，我僅穿兩件單衣服。
“下午一時半左右，我從宿舍獨自一人來到數學館三〇一教室時途經九·一五廣場時，看到數一（二）班俞珠屏、湯惠娟兩個女同學在走道上騎自行車。三〇一教室是一個階梯形大教室，有兩個大門。我是從後邊一個門進去的。進去時，好像看到最後一個窗口開著。因為氣候關係，當時教室幾乎所有的門都敞開著。
“當我進教室時，教室裏空無一人。揀了一個靠窗口的座位坐下（位置在教室中間），從窗口就能看到外麵的情況。過了一會兒，常溪萍一個人進來了。當時好像常溪萍手裏還拿著一件衣服。常先生在電燈開關那裏站了一會兒。因為我當時正在集中注意力背誦語錄及思考自己的問題，而且知道下午要批判常溪萍，他是來接受批判的，所以也不去注意常溪萍的動態。”
在這份材料中，她把原先的“常溪萍由兩個紅衛兵押了進來”，改為“常溪萍一個人進來”。這是極為重要的更改。
對此，她寫下這樣的注釋：
“我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材料中所述的有兩個紅衛兵押著，很可能是現今我根據對當時文革中批判走資派總有兩個紅衛兵押的情景想像所提供的。”
她的解釋，也不無道理。畢竟是事隔九年，逝去的時光衝淡了人們的記憶。然而，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裏，“常溪萍跳樓自殺”已成定論，怎麼可能對此進行調查？
她不得不在材料中用了許多“好像”——她已無法確切回憶九年前的某些細節。比如，常溪萍掉下去的那個窗口，究竟那扇窗本來是關著的還是開著的？常溪萍墜樓之後，人們在三〇一教室裏找到他的一件棉衣，究竟這件棉衣是他一進教室就拿在手中，還是墜樓前脫下來的……她隻能說“好像”怎樣怎樣了！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旁證材料中，她還寫道：
“過了一會兒，當我再抬頭時，發現常溪萍已不在前麵。回頭一看，他已從最後麵的窗口臉朝下跌了下去。他身後沒有人。我僅看見常溪萍臉朝下跌下的一刹那情景，隻看見常溪萍跌在數學館前台階上，頭倒在最後一個台階上，半邊臉都是血。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到常溪萍從前麵往後麵走的過程，也未聽見有開窗的聲響，更沒有看到有第三個人走進三〇一教室。
“當時我嚇極了，趕快往樓下走。這時已有陸續上來開會的同學和教師。我跑下樓，碰到陸寶華，還有我班幾個同學。我們走出去，已有人把常溪萍翻過來。過了一會兒，車子就把常溪萍送到醫院。
“當我在三〇一教室時，我並未注意到常溪萍把手裏的衣服放好，更不知道他衣服裏麵有任何東西。”
她的回憶，為查清常溪萍之死提供了重要的旁證。但是，從她的旁證中，還不能完全確定常溪萍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