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1章 提問和回答自有妙招(1)(2 / 3)

一種是誘導提問法,即用一個問句誘導對方說出自己要他說的話,然後接過話頭,表達自己要表達的意思。如:電車上,一位先生給一位太太讓座。這太太一聲不吭就坐下了。先生問:“嗯,您說什麼?”“我沒說什麼呀?”“哦,對不起。我以為您說了‘謝謝’呢。”這位先生的提問是為了引出自己後麵對女方的批評,顯得含蓄而不失分寸。

另一種是步步設問法,即不立刻說出自己的觀點,而是連續設問,讓對方順著自己的思路做出肯定的答複,最後服從自己的思想。如孟子在批評齊宣王不會治國時就是采用這種方法。孟子問:“假若您有一個臣子,把妻室兒女托付給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了。等他回來時,他的妻子兒女卻在挨餓受凍。對這樣的朋友,該怎麼辦呢?”王答:“和他絕交。”孟子說:“假若管刑罰的長官不能管理他的部下,那該怎麼辦?”王答:“撤掉他!”孟子又問:“假若一個國家治理不好,那又該怎麼辦?”王這時隻好“顧左右而言他”了。這裏,如果孟子首先就問第三個問題,那必然引起齊宣王的憤怒。孟子先設兩問,誘導齊宣王做出肯定的回答,然後才提出“應該怎樣處置不會管理國家的國君”這個他最終要提問的問題,這當然使齊宣王無以答對了。

提問的4個要點

1.話題的選擇

在提問中問什麼?怎麼問?話題的選擇是一大關鍵。日本心理學家多湖輝曾經說過,要使對方樂於答話,莫如挑揀他的擅長來說。其實,提問也是如此。比如一個人乒乓球打得好,你就可首先問:“聽說你打乒乓球很拿手,是嗎?”和人交談正像和人打乒乓球一樣,問話人的提問正像打乒乓球時的發球,你以對方的擅長發問,就像特意發了個使對方容易接的球,他當然樂意還擊,一來一往,談笑風生,暢談不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提問可稱為“談話的發球”。

2.詞語的選擇

如飲食店的服務員問顧客:“您今天要些什麼?”而不問:“您要些什麼?”這個提問中加了“今天”兩個字,雖看似無意,其實大有奧妙:因為他的提問就好像把顧客看成了老主顧,使顧客心裏熱乎乎的。

3.句式的選擇

提問句按句式分有是非問、選擇問、一般問、特殊問等幾種,什麼時候用哪種,這就有個選擇問題。如有家咖啡店賣的可可裏可以加雞蛋。售貨員就常問顧客:“要加雞蛋嗎?”這樣一問,就有的顧客選擇了不加雞蛋。後來在一位人際關係專家的建議下,提問就變成了:“先生,您是要加一個雞蛋,還是加兩個雞蛋?”通過這樣的提問,就使顧客無論選擇哪一種,都是選擇了“加雞蛋”,從而使銷售額大增。

4.順序的選擇

提問時的順序也對對方的心理起到非常重要的誘導作用。同樣一個提問,如果順序一變,就會意思大變,所得到的結果自然也大不一樣了。如日本戰後許多商店因人手奇缺,想減少送貨任務,又不想影響原先承諾的送貨到家等商業信譽。於是有的商店就將“是您自己拿回去呢,還是給您送回去呢?”的問話改為“是給您送回去呢,還是您自己帶回去呢?”結果大奏奇效:顧客聽到後一種問法,大都這樣回答說:“還是我自己帶回去吧。”這是因為,人們一般在聽人談話時往往注意後麵的話,甚至多數人將一段話或一句話的最後一句當做結論性的話來看,所以,許多人在聽到這種問話後就選擇了後麵的做法。這樣,商店既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不違背文明服務的原則。

巧妙回答的8種方式

1.變答

所謂變答,是應答者麵對別人不懷好意或咄咄逼人的問話,不答不妥,直接回答又非常為難時所采取的一種機智巧妙地改變答話內涵的答話方式。這種答話可以以攻為守,化害為利。

1950年代,由於台灣當局頻頻活動,一度造成海峽兩岸局勢緊張。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名外國記者有意發難:“請問,對台灣問題,貴國政府所采取的最後措施是什麼?”

我外交人員冷靜地回答:“請閣下相信,我們最終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我倒真有點擔心,如果貴國反政府運動繼續發展下去,貴政府是否能具有維持現狀的能力。”

我外交人員的回答有意地改變了話題,避免了正麵作答,又引出使對方最頭痛的問題,使對方不好再行追問,顯得有禮有節有利。同時,答話中帶著強烈的譏諷:自家政府連現狀都難以維持,還是應該回去關心關心本國政府的措施吧!這樣以進攻來作為防守的變答,既不失尊嚴,又能從氣勢上壓垮對方,讓自己把握主動權。

2.岔答

“文革”期間,一位農民在傍晚行船,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從橋上經過,向下警覺地而不客氣地問道:“什麼船?”農民不動聲色地答道:“水泥船。”那個幹部又問:“幹什麼的?”農民仍從容地答道:“行船的。”旁邊的人聽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這段對話中,問者帶有責問甚至審問口氣的兩句問話,被答話者巧妙地岔開,使問話的人非常尷尬。

按理講,行船的農民是了解問話的用意的,所謂“什麼船”,是問裝的是什麼東西,絕不是問船的質地。而他卻有意岔開去,使問的人不好再問。所謂“幹什麼的”,是問行船去做什麼事的,而不是明知故問行船與否。農民又以沒有提供任何話語信息的“行船的”岔開去,這就讓幹部的兩次問話兩次落空,等於白問。這其實反映了當時農民對某些幹部和政策的一種不滿與排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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