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攻其矛盾。對方的矛盾一般分為三類：首先是對方的論點論據與客觀事實發生了矛盾。這時應當及時運用可靠的事實材料，指出對方的觀點有漏洞，材料不真實。
1992年南京大學隊在同台灣大學隊的比賽中，當台灣大學隊提到全世界軍費開支連年增加，1945年以來每天有12場戰爭在進行的時候，南京大學隊立即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具有權威性的調查報告，強調1988年全世界軍事費用就降低了2％，強調20世紀60年代總共爆發了約30次戰爭，而80年代總共隻爆發不到10次，以此說明緩和的趨勢。
其次是對方不同辯手的言論相互發生了矛盾。這時應當馬上挑明對手自相矛盾、邏輯混亂。如南京大學隊在同新加坡工藝學院隊辯論時，對方一方麵把“經濟聯盟”嚴格定義為最高形式的經濟一體化，即各成員國相互取消關稅，自由流動各種生產要素，統一貨幣，協調並統一外貿、財政、經濟和社會政策，從而不承認世界上有任何經濟聯盟；另一方麵又把歐共體之類的組織當做經濟聯盟來評論。南大隊緊緊抓住對手的這一自相矛盾之處猛攻，終使對手陣腳大亂。
最後是對方的論述與他們應持的立場發生了矛盾。這時可以“真誠”地感謝對方幫助論證了本方的觀點。
牢牢把握辯論的主動權
在1990年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會上，有一場題為“儒家思想是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的辯論。南京大學隊持反方對陣澳門東亞大學隊。南大隊首先對辯題進行了剖析，重點研究了“儒家思想”、“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主要”和“推動因素”四項詞組，目的是要找到一個立論的切入角度。經過認真分析後發現，辯論雙方的焦點肯定會集中在“主要”與“推動因素”這兩個詞組的聯係點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動因素”這一概念。
南大隊猜測正方澳門東亞大學隊的思想極有可能是這樣的：將“主要推動因素”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動因素有多個，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論。針對對手的這一思路，南大隊決定由“主要推動因素”這一關鍵概念入手，與對手針鋒相對，明確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須是具有總攬全局、綱舉目張的作用。它必須能把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的所有有利條件和推動因素組織起來，有效地協調起來。同時，南大隊嚴格區分“主要推動因素”與一般的“推動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動因素是指一些具體的戰略和政策，比如貿易立國，外貿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等等。
“不和對方在思想層次上糾纏，不用西方的個人功利思想來對抗儒家思想，承認儒家思想在當代社會積極的作用，但它卻沒有經濟功能；至於主要推動因素，隻能是正確的戰略和政策。”這就是南大隊的總思路。
這樣的思路很奇。因為思想確實能夠影響到人的行為，但是很難說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麼範圍內發揮這種作用。相反，“事實勝於雄辯”，在實際辯論中，南大隊列舉了大量實例向評委和聽眾說明，在四小龍經濟發展過程中確立的一係列戰略和政策中，並沒有體現什麼儒家思想，用這些“實”來攻擊對方“虛”的一套推理，結果威力很大。由於南大隊這一思路完全出乎對手的意料，因此場上主動權始終被南大隊牢牢掌握著。
我國古代也不乏這樣精典的辯例。據《貞觀政要》載：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諫差大夫。魏徵由於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議。李世民派溫彥博去責備魏徵。魏徵因此去見唐太宗說：“我希望陛下讓我做一個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李世民聽了很吃驚，趕緊問：“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樣嗎？”魏徵答道：“不一樣，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龍逢、比幹，就是忠臣。良臣‘以國事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獲得好的聲譽，子子孫孫傳下去，國運無窮。忠臣則不然，唯唯借口之流，隻為個人打算，君主會為他而落得個昏庸的惡名，甚至國亡家滅。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區別。”魏徵在這裏使用了定義正名的方法，間接委婉地批評了皇帝隻喜歡唯唯諾諾之派，並暗示了這樣做的惡劣結果。由於魏徵牢牢地掌握著主動權，一步步地將李世民引入他所設置的圈套，論辯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為感動，達到了求諫的效果。
掌握清晰的辯論思路
相信1993年的國際大專辯論賽，至今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複旦大學代表隊四位辯手精彩紛呈的辯問，落落大方的風度，成為那屆辯賽中最為耀眼的風景線。而他們多角度的思維更是讓對手防不勝防，這裏僅選出一例，供大家欣賞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