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複旦大學對悉尼大學隊的辯題“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中，就很是難辯。在審題中，作為反方的複旦大學考慮：艾滋病的傳播，可以通過同性戀、性濫交以及血液傳染等途徑，這些都有利於正方。但這裏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兩個問題對立起來了。其實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而現在你要說是醫學問題，就不能說是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盤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會於理相悖。因此複旦隊大膽提出了“社會係統工程”的概念；判斷一個問題屬於什麼性質，有三個標準，即這個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又是通過什麼途徑傳播的，最後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要通過什麼途徑。根據這三條，可以認為艾滋病是社會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在整個社會係統工程解決艾滋病的過程中，包含了醫學這一途徑，但這並不能說明它是一個醫學問題。這樣就是等於在肯定艾滋病是社會問題的前提下談醫學途徑，複旦隊居高臨下的包容了對方的立場，擴大了可供回旋的餘地，而對方不得不花大力氣糾纏在複旦隊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弱化了。
請看複旦隊的精彩辯詞：
反方二辯：……第一，艾滋病源於社會機體的綜合症。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許多人的世界觀日漸消沉、墮落。人們在享受到物質生活和財富的同時，卻被同性戀、吸毒、性濫交這些惡習所侵擾，這就為艾滋病的泛濫提供了溫床。在對美國紐約2.5萬艾滋病毒攜帶者的調查中就發現，其中94％的人是因為同性戀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會問題而是醫學問題的話，那麼新加坡中央肅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聯合早報》載泰國北部13％的年輕人已經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亞，不僅人患病，就連1／4的貓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攜帶者。而對這麼大的一個社會惡瘤，是靠醫生手術刀就能剜除嗎？……
第三，解決艾滋病的問題，隻有依靠社會的係統工程。在烏幹達由於艾滋病的緣故，3700萬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萬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如果等待醫生發明出靈丹妙藥的話，到那時烏幹達恐怕早就變成了子虛烏有了……
反方三辯：……而蓋洛普民意測驗清楚表明，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最擔心的社會問題當中，艾滋病僅次於狀元——暴力問題，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羅紀公園裏的恐龍恣肆橫行。社會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脅，對方辯友還認為艾滋病不構成社會問題嗎？
第二，艾滋病給社會各階層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愛”上了，可就“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因此談“愛”色變、聞“愛”喪膽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紐約曼哈頓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遊行過後，在醫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認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征博引，風趣幽默，正是這種多角度的思維將他們推上了冠軍的領獎台。
辯論貴在巧妙提問
提問直接構成了辯論的過程，無論有疑而問，還是無疑而問，或者明知故問，都是為了通過“問”達到論辯的目的。這個目的或“問”本身就是對對方的反駁，或是為進一步去駁倒對方掃除障礙。因此，“問”本身就是論辯的一種重要方式。
1.誘敵深入提問法
目的是使對方落入自己設計的圈套，從而迫使對方承認或否定某種觀點。除了利用概念不明確來使對方陷入圈套的提問法外，還有兩種方法。
一是“複雜問語”法。就是不能肯定或否定回答的問語。“複雜問語”中預設著回答者不能接受的前提，無論對它作肯定的回答或作否定的回答，都意味著回答者承認了問語中所預設的前提。
二是由遠及近、步步逼問法。即在提問時，不立刻說出自己真正要問的內容，而是從遠離實質的內容問起，從那些看起來與所問內容沒有關係的小事問起，由遠及近，層層推進，步步逼問，從而牽著對方的鼻子進入自己的伏擊圈。
2.左右為難提問法
對方對所提問題不管作肯定回答，還是作否定回答，都感到為難，都與其願望、要求相背離。使對方左右為難提問的高妙之處，在於利用對方觀點或行為的矛盾之處，通過設問使其陷入進退兩難、不能自拔的困境，逼迫對方自己否定自己的觀點或行為。
3.逗引漏洞提問法
有時在開始反駁之前先發問，讓對方說出自己希望他說的話，然後以此為話題，尋找漏洞去反駁對方，這樣做更有力。在運用引出反駁話題提問法時應注意：既要使自己提出的設問與下麵的反駁直接相連，又要使對方能按自己要求的去回答。這樣，下麵的反駁才能得以進行。
直問：所謂“直問”，是指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直接抓住要害的反駁設問。
曲問：即轉彎抹角、迂回設問，來誘使對方說出前後矛盾的話，從而迫使其承認自己觀點的荒謬。
反問：反問可以說是明知故問。其特點有二：一是用問句表達自己確定的思想；二是反問不要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