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我看辯論可以分出勝負。
甲：你隻講空話，說不出道理，可見已經理屈辭窮了，還是服輸吧！
乙：你不是說辯論分不出勝負嗎？怎麼又說我們倆的辯論是你勝我負了呢？
這個例子中乙用矛盾聯結，將甲推到自相矛盾的境地。
這種方法看似簡單，實際上要求提問一方須有敏銳的洞察力，找準矛盾所在，否則就不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普羅塔哥拉是古希臘一位著名的詭辯家，他有位弟子叫愛特瓦爾。收徒之初，師徒二人談好條件：愛特瓦爾先支付一半學費，另一半待學成再付。是否學成的標準以愛特瓦爾結業後贏得第一場官司為準。
可愛特瓦爾結業後想賴那一半學費，於是便遲遲不打官司，普羅塔哥拉催促不過，就向法庭起訴，請求公斷，可這一來就難壞了法官，因為這樁訴訟中暗含了兩個二難推理。普羅塔哥拉的想法是：如果我勝訴，則依裁決，你應付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敗訴，說明你已學成，則也應付另一半學費。總之，你應支付另一半學費。
可愛特瓦爾的想法則與此相反，他認為：如果我勝訴，則依裁決，可以不支付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敗訴，則說明沒有學成，自然也不應支付另一半學費。總之，我不必支付另一半學費。
麵對這樣的推理，即便絞盡腦汁，恐怕也很難求得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聰明的讀者，如果你是法官，會如何斷案呢？
這樣一來，兩難問題似乎難以作答了。其實未必，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機智應答巧解難題的例子古已有之，並非什麼鳳毛麟角。
據《左傳》記載：吳玉派他的弟弟蹶由去犒問楚軍，楚軍卻把他抓起來，還準備殺了他來祭鼓。楚王想讓蹶由在臨死前遭到嘲笑，就問他：“你來的時候占卜，吉利不吉利？”
蹶由說：“吉利。”楚王一陣奸笑，問道：“吉利？今天你要死無葬身之地了！”蹶由從容地說：“預兆預示吉利。如果你特別高興，又友好地接待我，毫無敵意，就會滋長我們吳國的自滿情緒，因而忽視了安全，我國的滅亡就沒有多久了。如今你動怒了，大發雷霆，殺我祭鼓，那麼我們吳國就會加強守備。吳國雖然弱小，但隻要提高警惕，事先治好兵甲，就可以抵禦你們的軍隊。這不是‘吉利’嗎？況且我們吳國隻占卜國家的吉凶，不是占卜我個人。假如小臣我被殺死祭鼓，因而使我們國家知道戒備，這種吉祥，還有比它大的嗎？”
蹶由這一番話把殘暴的楚王說得啞口無言，並終於不得不放了蹶由。
蹶由一番話，勝在大智大勇，因而出奇製勝，化險為夷。勇者，是他隻身獨膽，直麵殘暴的楚王，非但麵無懼色，而且應付自如，矢誌為國，視死如歸。智者，則在於他巧妙地擊破了楚王的“二難推理”的嘲弄。楚王一心要在處死他之前嘲笑他，所以故意問及來前的占卜吉利與否。如果蹶由答“吉利”，楚王會以馬上處死他來羞辱嘲弄他；如果蹶由答“不吉利”，楚王同樣可以“秉承天意”來嘲弄並處死他。他麵臨的困境，堪稱進退維穀。然而蹶由機智地借用了“吉利”的歧義，避開個人吉凶的概念，而從國家安危的概念，鞭辟入裏地闡述了“楚王動怒，殺我祭鼓——吳國警惕，加強守備——治好兵甲，抵禦楚軍——國家吉利”的辯證關係。這就不但以自己為了國家的“吉利”義無反顧、凜然赴死的大無畏氣概壓倒了楚王，而且以一人之死換全局之利的利害關係嚇住了對方。所以，楚王最後不得不放了蹶由。
必要時模糊作答
論辯中出現的問題千奇百怪，無所不包，時常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時無法回答但又必須回答的問題，這似乎是另一種類型的“兩難”困境。麵對辯敵的步步緊逼，你若總是避而不答，就會助長對方氣焰又會顯得己方畏首畏尾，無招架之力。這時候，論辯者不妨巧妙地使用模糊應對的方法進行答對。
模糊應對的關鍵之處就在於“模糊”似是而非，令人捉摸不透辯者的真實涵義。同時，由於模糊，因而就具有一定的伸縮性，變通性，給己留有周旋的餘地，當遇到在一定條件下很難解決的問題時，變不可能為可能，使不相容的問題，變得相容和一致。
模糊應對在各種場合的妙用，屢見不鮮，有許多精典實例人們提起來還津津樂道。它以伸縮性大，變通性大，語義不甚明確的話來回答那些不能直接回答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妙在借題發揮，避重就輕，巧妙應付對方刁難，使己方擺脫不利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