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人問美國天文學家瓊斯：“地球有多大年齡，你能說清楚嗎？”瓊斯回答：“這也不難。請你想象一下，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比如說高加索的厄爾布魯士山吧，再設想有幾隻小麻雀，它們無憂無慮地跳來跳去，啄著這座山。那麼這幾隻麻雀把山啄完大約需要多少時間，地球就存在了多少時間。”瓊斯這種模糊的回答，不僅把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難題化解了，而且使人意識到地球存在的歲月異常悠久。
模糊應對，往往體現了辯者的機智，情急生智，應變自如，令人回味。
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在一次印度總統招待會上，有一位女記者問周總理：“你已是62歲的人，看上去氣色異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是否經常運動，或者有特別好的飲食？”周總理回答說：“謝謝你，我是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顯然，周總理必須回答這個記者的刁難提問，但又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自己的飲食起居情況告訴對方。於是總理用含蓄而模糊的語言進行了婉轉的回答，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收到了令人叫絕的效果。
模糊應對是應付刁難的極有效的方法。
1982年秋，我國作家蔣子龍到美國洛杉磯參加一個中美作家會議。在宴會上，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請蔣子龍解個怪題：把一隻2.5公斤重的雞裝進一個隻能裝0.5公斤水的瓶子裏，用什麼方法能把它拿出來。
蔣子龍略加思索，答道：“你用什麼方法放進去，我就用什麼辦法拿出來。”
他絕妙的回答令金斯伯格不無感慨地說：“你是第一個猜中這個謎的人。”
還有一種與模糊應對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方法，人們叫它回避回答法。顧名思義，就是避開問題的實質，但又不偏離問題本身展開回答。這樣，對手並未達到目的，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美國前總統裏根訪華期間，曾去上海複旦大學與學生見麵，有一學生問裏根：“您在大學讀書時，是否期望有一天成為美國總統？”
裏根顯然沒有料到學生會提這樣的難題，但這位政治家頗能隨機應變，隻見他神態自若地答道：“我學的是經濟學，我也是個球迷，可是我畢業時，美國的大學生約有1／4要失業，所以我隻想先有個工作，於是當了體育新聞廣播員，後來又在好萊塢當了演員，這是5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今天能當上美國總統，我認為原先所學的專業幫了我的忙，體育鍛煉幫了我的忙，當然，一個演員的素質也幫了我的忙。”
裏根回答了這道難題，但他又巧妙地回避了問題的實質，這似乎是在“環顧左右而言它”，可這種方式有效地避免了雙方都陷於尷尬境地，算得上“兩全之策”了。
辯論如同作戰，那麼上戰場就不能不帶武器。上述介紹的這些情理交融的辯論方法、辯論技巧可說得上是和論敵周旋的有力武器。為了最終戰勝對手，就必須勤學苦練，靈活多變，熟練掌握這些技巧和方法。隻有這樣，方可在激烈的“唇槍舌劍”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反問
辯論場上，局麵時刻變化，難以捉摸，在雙方的辯論過程中，難免存有漏洞，如能及時抓住缺口，巧妙反擊，將輕鬆獲勝。
肯定式反話就是不直接，而以反問的形式，肯定或強調自己的觀點。通常，比直截了當地說出己方觀點更有力量。
亞洲大學生辯論大會決賽時，正方同學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發展旅遊業是弊多於利的話，那麼，為什麼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參加這次辯論比賽的中國、新加坡、香港和澳門都在發展旅遊業呢？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那麼多領導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嗎？”
這段話就是以反問的方式，肯定了正方“發展旅遊業利大於弊”的觀點。
否定式反話就是用反問的形式，否定對方的觀點。這樣既增強了自己的語勢，更使辯論語言不顯得過分呆板。
在“文革”中，一些人企圖抵毀抗日戰爭中的百團大戰，借以批判彭德懷。在一次批判會上，彭德懷義正詞嚴地反問道：“請問，‘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國東北是誰招致來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又是誰惹惱了侵略者？我再請問，日本鬼子對我國同胞慘無人道的燒殺，難道隻是在百團大戰以後才開始的嗎？”
這一連串的反問，將對方說的“是百團大戰引來了日本鬼子對我們的進攻”的觀點，給予了有力否定，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頓時啞口無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