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交戰線上的一麵大旗、傑出的外交家、原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一向以才思敏捷、反應迅速贏得各國媒介的交口稱讚，而他寬宏大度的氣質更是令人欽佩。在他任職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期間，有一家當地的報紙想采訪，但考慮到他的身份和地位，擔心會遭到拒絕，因此先通過喬冠華身邊的同誌向他征求意見，當喬冠華同誌了解到這個情況並得知這家報紙雖然規模不大，但報道一向以公正客觀而聞名，便立即約請他們來采訪，在采訪結束後還熱情挽留主編共進晚餐。後來這位主編感慨地說：“喬先生的做法真讓我們感受到一個泱泱大國的氣度！”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喬冠華，都沒有戴著有色眼鏡看人，而是平等地對待新聞媒體，不分大小、國籍；反過來，他們的做法也使自己贏得了媒介的讚譽和信任，從而大大地促進了自己工作的開展。
積極地結交媒體朋友
正是由於媒介的重要作用，要求領導者必須能與媒介進行有效的協調和溝通。這就要求領導者能夠主動積極地在媒介宣傳自己，使自己所領導的組織能更多地為人所熟知，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新聞媒介具有傳播信息快、覆蓋麵廣、可信度高的特點。社會組織要向國際公眾樹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最為有效的手段就是借新聞媒介塑造形象。
自從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以後，使我國傳統的領導公共關係活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國近代史上，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運用報紙等傳播媒介宣傳的政治改良活動，就是在政治領域開展的一次出色的領導公共關係活動。客觀地說，資產階級維新派盡管依靠的是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對知識分子以外的公眾力量以及輿論的重要性還是有一定認識的。例如康有為認為，在民族危亡之時，“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梁啟超則指出：“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康、梁等人運用報紙等傳播媒介，在社會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政治改良的活動。梁、康先後組織強學會、聖學會、保國會，創辦《中外紀聞》、《強學報》、《新知報》等報紙，大力宣傳變法，使資產階級改良變法思想深入人心，成為一種社會風潮。胡繩先生曾指出：“維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幟，喚起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因而使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改良活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維新派開展的宣傳政治改良的活動，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領導公共關係活動。因為它在“喚起了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的同時，也使維新派與知識分子等公眾建立了良好的公共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維新派與其他公眾的公共關係。這與現代領導公共關係的傳播活動是一脈相承的。
新中國建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雖然在中國尚未建立起現代領導公共關係學，但是，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都能較嫻熟地運用一些公共關係的技巧和藝術，比如：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麵對帝國主義和國外反動勢力的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國際交往中主張處理國際關係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受到國際輿論讚同，爭取到廣泛的國際同情，逐步與各國建立起廣泛的國際友好關係。這些活動與行為與現代領導公共關係所講求的以傳播為手段，通過影響社會輿論來樹立形象是一致的。
說你該說的技巧
正是由於領導者與新聞界交談時，所涉及問題的多樣性和敏感性，更要求領導者的語言要把握好分寸。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領域的時候，一言不慎可能招來彌天大禍。
所謂分寸感是指語言表達者對情感、政策尺度準確把握的感知。分寸感也是衡量領導者政治素養、思想水平的重要方麵。分寸感要求領導者在與新聞界交談時，態度感情必須恰到好處，既不能不夠，也不能過火。過猶不及的箴言應該始終牢記於心。
要準確地把握分寸，就需要表達者加強思想修養，增強政治素質，提高政策水平。
另外，把握分寸的另一個要求體現在說話的數量上，所謂“言多必失”就是這個道理。美國公關專家特意指出，必須記住，要首先考慮記者的工作，其次才是私人關係。如果記者雖被告知某某消息或評論是“不許見報”的，但記者仍然報道了它，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記者存心要跟這個人作對，而很可能是記者認為，讓公眾知道比維持私交更重要。記者合上筆記本要離開時，你就得注意了，因為這個時候許多被采訪者便會放鬆警惕，說些嚴重有損於組織形象的話。所以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不要說什麼“不許見報”之類的話。哪怕記者們關上了錄音機、收起了照相機和筆記本也不要說這些話。隻對記者講你認為可以公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