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由於演講主要是針對聽眾，演講語言實際上是以語音、語調、語氣等的組合內載體訴諸於對方的耳朵，那麼，在演講語言上下功夫，就不僅要使語言能準確、完整地表情達意，更重要的是使對方（聽眾）能夠接受和理解。也就是說要以聽眾的感受為主要的衡量標準，而不應“自說自話”，以自我為中心，置聽眾於不顧。這樣，演講也就失去了它的實際意義。
古往今來，中外演講者留下了為數眾多的佳作名篇，他們的語言準確、清晰、簡潔、凝練、生動、形象，很好地表達了演講內容和思想情感，值得我們借鑒。
演講要讓人聽懂
清晰的語言，是保證信息傳輸的根本條件，也是演講語言的首要特征。概念要準確，表意要清晰，才能真實反映出現實麵貌和思想實際，才能為聽眾所接受，達到宣傳、教育、規勸、影響聽眾的目的。
演講稿的語言要力求做到通俗易懂，首先要用通俗的說法，尊重多數人的語言習慣。其次，要規範化。
演講稿中的語言講出來要讓別人聽得懂，這是對演講語言的基本要求，否則演講就失去了聽眾，失去了意義和存在的價值。語言不準確，意思表達得不清楚，話說得不明白，往往造成聽眾理解上的困難。因此準確的語言，所謂規範化的語言就是“統一的、普及的；無論在它的書麵形式或口頭形式上，都具有明確的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對一些外來詞語要少用、慎用。特別是考慮到領導者的特殊身份，在語言上更要嚴把關，通俗易懂。
我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作為一代語言大師，其語言通俗曉暢，獨步於現代文壇。他曾多次向青年作者這樣介紹：“我寫作中有一個竅門，一個東西寫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給別人聽（聽不聽在他），看念得順不順？準確不？別扭不？邏輯性強不？……看句子是否有不夠妥當之處。……語言的創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來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們在思謀……’、‘思謀’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好些，既現成也易懂，寧可寫得老實些，也別生造。”這個竅門應當在所有演講者中間推而廣之，付諸實踐。
做到演講語言的通俗和規範，可以從以下四方麵入手：首先把生僻的詞換成常用的詞；其次不用生造的古裏古怪的詞語；再次恰當使用文言和方言詞語；最後用明白的語言解釋難理解的術語，以淺顯的形象事物解釋抽象的概念，也可以用舉例來說明聽眾陌生的事物。
就第一點，上文老舍先生改“思謀”為“思索”即為一例。
至於生造詞語，物理學大師愛因斯坦對於艱深難懂的相對論的形象闡述，即便是物理學的門外漢也能銘記於心。
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偉大導師列寧，在麵對勞動群眾發表演講時，最善於運用聽眾日常生活中能夠感知的形象來表達複雜深奧的政治問題。在《什麼是蘇維埃政權》這篇廣受歡迎的演講中，他說：“日益吸引每個國家工人的新政權的實質就在於：從前管理國家的總是富人或資本家，而現在第一次是由遭受資本主義壓迫而且人數最多的階級來管理國家。在世界上，我們俄國第一次這樣建立了國家政權，沒有剝削者參加，隻有工人和勞動農民組成群眾組織——蘇維埃。而國家的全部權力都交給蘇維埃。”這些再樸實不過的語言，直觀明了，準確實在地回答了“什麼是蘇維埃？這一新政權的性質是什麼？”這兩個關鍵問題，解除了人們心頭的疑惑。
我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在一生坎坷而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演講始終是他宣傳民主的有力武器。他以演講闡明觀點，宣傳真理，以演講發號施令，激勵鬥誌。1905年，他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公開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革命號召，建立起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
三民主義學說提出一周年後，在《民報》創刊一周年慶祝大會上，孫中山又發表《三民主義》演講。他在演講中，滿懷愛國主義情感，以富有哲理的論述，質樸通俗的語言，進一步係統闡明了三民主義。
對於民族主義，他以一個人與父母的關係作比：“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絕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絕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人入關到如今已有260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滿人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
說到民生主義，他又以大災大禍防止要比撲滅容易的道理作類比，說明它雖非燃眉之急，但卻必須高度重視。“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它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它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是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時候收拾不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