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在認知活動中的作用有時是很大的，它可以敞開理性的大門，從積極方向來理解演講內容，也可以關閉理性的大門，或者抗拒性地，消極地對待演講內容。演講過程中，聽眾的注意力、理解和記憶選擇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感情因素決定的。林語堂曾說：“對中國人來說，一個觀點在邏輯上正確還遠遠不夠，它同時必須合乎人情。”其實何止是中國人，隻不過中國人更加重視罷了。
演講者充沛的感情可以通過他的肢體動作、麵部表情、語調高低、口氣輕重、語速快慢表現出來，但最重要的還是要以語言為載體傳達出來。一篇演講，無論內容如何豐富，語言怎樣準確、清楚、簡潔、明了，如果缺乏情感，那還是很難打動聽眾。俗話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成功的演講不僅能把道理說得清楚明白，使聽眾不得不信服，而且還能以自己真摯的感情感染聽眾，引起聽眾的共鳴，使聽眾心悅誠服地接受演講者的思想感情。
情感的表達既要靠語意，也要靠語音。因此，一些演講名家，他們在遣詞用語的時候，總是字斟句酌，選用那些適合表現思想內容，蘊含著熾烈情感的語言，並以這些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語言，來叩動聽眾的心扉，引起共鳴。
林肯總統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演講才能的政治家，他1863年11月29日的“葛底斯堡講演詞”直到今天不論任何大文豪，仍不能在這篇名文上增加一詞，仍被人們當作模範講演詞。
這篇不足300字的講演之所以被世人所稱讚，成功之處不僅在於以簡短為妙，更重要的是注入了林肯的情感。
讓我們重溫一下林肯的這篇演講詞吧。
“1789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大陸上創造了一個新的國家，她在自由之中成長，並為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而獻身。
“如今我們已從事一場偉大的內戰，考驗這個國家，看為何如此成長和如此獻身的國家能否長存於世。
“我們在這戰爭的戰場上聚會，奉獻出戰場的一部分土地，作為那些為國家生存而捐軀的人的最後安息之所，這全然是必須而正常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世人不太會注意也不會太長久記憶我們此刻所說的話，但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
“我們麵對這些光榮為國家奮鬥犧牲的人，我們更應該發揮我們的愛國熱忱。換句話說，我們絕對不能讓這些愛國者白白犧牲，我們要祈求我們的國家在上帝保護之下，能獲得更新更大的自由。
“我們隻要能樹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治，我們的國家就不會從地球上滅亡。”
整篇演講隻用了五分鍾，卻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林肯簡短的演講詞之所以激發人心、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主要有三方麵的原因。首先是林肯站在聽眾立場上說話，每段開頭、中間、末尾都離不開“我們怎樣”，用他的切身體會來表明他對人民的關心、愛護；其次是語言的真誠樸實，乃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道理雖簡單，聽眾卻有如飲甘泉的暢快感覺；再次是林肯對民眾的熱愛促使他把聽眾當作上帝，通過語言的力量，團結人民，為美國的解放而鬥爭。
總之一句話，林肯把感情投到演講的主題和內容上，並適當地通過有聲語言把這種感情表現出來，產生了心理的“共振效應”，達到了演講預期的交流、鼓動和說服的目的。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素以非凡的雄辯天資和演說能力聞名遐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以出色的軍事才能領導了英國對法西斯德國的鬥爭，其間發表了許多演講，對鼓舞英國軍民和全世界人民奮勇抗戰，具有重大意義。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盡管丘吉爾是一個一貫仇視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審時度勢，認識到要消滅德國法西斯，就要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一切受法西斯迫害的國家和人民，否則將重蹈綏靖政策的覆轍。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至少也要在下院發表一篇同情魔王的聲明。”為了向全國表明他的態度，丘吉爾通過廣播發表了著名的《關於希特勒入侵蘇聯的廣播演說》。
“……希特勒是個十惡不赦、殺人如麻、欲壑難填的魔鬼，而納粹製度除了貪得無厭和種族統治外，別無主旨和原則。它橫暴凶悍，野蠻侵略，為人類一切形式的卑劣行為所不及。
“過去的一切，連同它的罪惡，它的愚蠢和悲劇，都一閃而逝了。我看見俄國士兵站在祖國的大門口，守衛著他們的祖先自遠古以來勞動的土地。我看見他們守衛著自己的家園，他們的母親和妻子在祈禱——啊，是的，有時人人都要祈禱，祝願親人平安，祝願他們的贍養者、戰鬥者和保護者回歸。
“我看見俄國數以萬計的村莊正在耕種土地，正在艱難地獲取生活資料，那兒依然有著人類的基本樂趣，少女在歡笑，兒童在玩耍，我看見納粹的戰爭機器向他們碾壓過去，窮凶極惡地展開了屠殺……我還看見大批愚笨遲鈍，受過訓練，惟命是從，凶殘暴戾的德國士兵，像一大群爬行的蝗蟲正在蹣跚行進。”
這裏一美一醜的生動刻畫，對照鮮明，字裏行間充滿著對法西斯令人發指罪行的控訴，對災難深重的人民的同情，飽含演講者激情的語言使一切正義、善良的人們對侵略者更加深惡痛絕，對受害的蘇聯人民及其國家更加同情並拋棄一切舊有的偏見。正所謂“感同身受”，丘吉爾自身鮮明的愛憎，通過他流暢的語言表達出來，產生了強大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