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1 / 3)

諸葛亮一生最光輝處,莫過於舌戰群儒,挫敗東吳投降派,促成吳、蜀結盟,在赤壁鏖戰中,以少擊多,以弱擊強,打退曹操八十三萬人馬,終於出現了他所期盼的鼎足三分的局麵。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裏,人們盼望有一個英明的君主,更盼望有一個大賢大能的丞相。所以對於管仲、樂毅、張良、蕭何這類興國立業,勵誌圖強,外禦內安,邦富民康的治臣賢相,後人褒美禮讚之詞,甚於他們輔佐的那些君主。在人們的心目中,皇帝弱一點,隻要不是昏君,哪怕當個擺設都行。但沒有一個治理天下,為民造福的賢能之相,那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堪設想了。秦二世若無趙高,唐玄宗若無李林甫,宋徽宗若無蔡京,明熹宗若無魏忠賢的話,也許情況又是另外一個樣子。

一般來說,中國當皇帝的人,聖明者少,而昏庸者多,荒淫者多,暴虐者多,好大喜功者多。因此,種種程度不同的惡若不加以抑製的話,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必是老百姓來承擔。所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良相,常常起到作為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間的調節器的作用。而且,曆朝曆代的皇帝,無能者多,除一些開國之君稱得上英主外,其餘治國有方的,真是屈指可數。實際治理國家的還是丞相,若皇帝把他的心思隻用在三宮六院上,倒是小民之福了。

楚、漢相爭之際,鴻溝劃界,劉邦欲歸,若非張良勸止,天下屬項屬劉,又當別論了。劉備若非諸葛亮,新野、樊城一敗,走投蒼梧吳臣,也就窮途末路了。所以,相之舉足輕重,由此可見。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遠見卓識、應變才幹,構成了賢與能的高度統一。作為一個相,光賢不能,不行,光能不賢,也不行,孔明就是這樣一位大賢大能的輔弼之臣。

所以,哪朝哪代沒有“丞相”這個內閣重職呢?隻泛提“丞相”二字,人們想到的準是諸葛亮。杜甫詩雲:“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這兩個字在某種程度上的專屬意義。

尤其對曾經在趙高、李林甫、蔡京、魏忠賢治下的中國人來說,“丞相祠堂何處尋”的“尋”,不也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心聲嗎?

卻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

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眾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眾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

這封信太哀的美敦了。

首席謀士竟是主降派,眾謀士無一主戰,吳下諸公竟心驚膽戰至此?也許知識分子有過於敏感和神經脆弱的一麵,容易被來勢洶洶的表麵現象嚇得驚慌失措。一槍未放,就要豎白旗了。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才眾人所言,深誤將軍。眾人皆可降曹操,唯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麵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蚤定大計!”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眾,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

主,不能降,國當然也就不降了。魯肅辯才,堪稱一流。

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豐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遊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為如魚得水,思欲席卷荊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自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複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舌戰群儒,其實隻為站在幕後的一個旁聽者而磨嘴皮子,那就是孫權。諸葛亮知道這番政策大辯論的實際意義,因為謀士所說所想,也正是孫權徘徊在降、戰之間所思所慮的。因此,難倒這班東吳謀士,也就等於鞏固了孫權的主戰之心。雖然諸葛亮三寸不爛之舌功不可沒,但若無魯肅對孫權說的“人皆可降、獨孫權不可降”的曉以切身利害的一席話,若無主戰派周瑜舉足輕重的分量,若無從內心裏不甘向曹操俯首稱臣的孫權決斷,舌戰也就是舌戰罷了。宣傳是對民眾的,對統治者來講,最能動其心的,是利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