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是北洋時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吒風雲的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人們印象裏，他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派，罪證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轟總統府”事件，逼得孫中山化裝逃往上海。然而，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孫、陳二人為何決裂？炮轟總統府是否真實存在？當時廣州百餘平民究竟喪命於誰的火炮之下？將近百年前這迷霧重重的事件，我們努力以尊重曆史的理性態度，撥開迷霧，展露它的真容。
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而開始合作，這裏的“法”是指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當年的孫中山對陳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賞，他曾感慨地說：“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孫中山還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陳炯明的革命作風，粵語“狼”字比喻勇猛進取。
最初被外界知曉孫、陳二人的分歧緣於一次選舉。
1921年4月，200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實行記名投票要求下，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此舉遭到陳炯明的反對。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隻有200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簡直是在自毀法律！陳炯明質疑道：“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在北方出現“偽政府”的情況下，在南方“建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非常行不通的，結局隻有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
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任職，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自此，二人的政見分歧開始明朗化。
但實際上，早在1909年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之時，二人政見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為日後決裂埋下了隱患。
秀才出身、個性溫和的陳炯明雖加入信奉革命、激進的同盟會，然而與眾多革命黨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負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這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態和主張完全是兩條路。
孫中山是“武力統一派”中徹底的中央集權主義者，他的理想是以領袖權力為核心的大一統。當時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是“中央集權”，要以“北伐”這種暴力武力方式來顛覆北洋政府統一中國，成立中央政府。
陳炯明則主張“聯省自治”，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其相仿的聯邦政製，以“南北妥協”的和平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這與當時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認為，美國的崛起正是因為獨立戰爭後，北美13州脫離英國，經過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這段曆史。這些學者認為，美國的這段曆史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行選擇。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南北內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後，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訴諸武力、民眾免於生靈塗炭而最終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陳炯明一直對聯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而孫中山認為，中國剛從清朝封建社會的皇權主義走出，需要的是區別於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及以“軍政”“訓政”的思想來統一中國。他要求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發誓效忠領袖，他甚至認為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
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
陳炯明認為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效忠，本質上與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沒有不同，隻是君主換成了黨魁而已。
孫中山的“民眾保姆”說，也遭到陳炯明的批評，他認為：“政府把國民當成‘無知可憐’的幼兒，那人民就永遠會是長不大的‘無知可憐’的幼兒，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