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個繁華而嚴謹、富裕卻不浪漫的城市,張水在這裏讀三年研究生整天就是泡在曆史典籍中循規蹈矩地啃著一頁頁枯黃發黴的文字,既沒在外麵掙到錢也沒有什麼緋聞,屬於那種活得很單調乏味的人。而北京廣州等地的研究生邊讀書邊打工掙來大把票子買煙買酒買女孩子千金一笑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們既有研究成果又有浪漫生活,相當前衛。張水他們連男女生同宿的事都不敢做,他們放棄了許多男歡女愛的夜晚,腦子裏站滿了古代的戒嚴部隊。直到畢業前夕,張水的《辛亥革命民族主義論綱》一書的選題沒有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而書中的觀點在上海“紀念辛亥革命88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引起轟動,香港《大公報》、台灣《聯合時報》等都轉摘過張水的主要觀點。張水認為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準確的,當時中國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民主的國民基礎,辛亥革命是民族主義革命,革命者從本質意義上說是要打倒滿族皇帝後換一個漢族皇帝,雖然辛亥革命後“皇帝”的稱號沒有了,但當政者履行的還是皇帝的職責,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知縣老爺”換成了縣長。張水一口咬定辛亥革命時的中國社會現實與民主共和是基本上不相幹的,袁世凱複辟帝製也是被“逼”的結果。張水這一橫空出世的激進觀點與他樸素而又有些土氣的相貌構成了巨大反差,頗有點類似於一個穿長袍馬褂拖著長辮子的清朝遺老手裏拎著比基尼三點式在做廣告並且嘴上還沾滿了水果沙拉的奶油。

回上海辦畢業離校手續的時候,他從省城帶了兩斤茶葉給導師,導師就說了一些殷切希望的話,“你應該繼續攻讀博士。”張水說日子越來越難過了,鄉下的母親病得厲害,每月寄一百塊錢根本不夠看病。導師在家裏請幾個研究生吃了一頓餞行的飯,師生都很動感情,張水的師兄劉林差不多是熱淚盈眶了,他分到了浙江的一個縣級市博物館看管文物。飯後在校園內一條沒有路燈的黑暗的林蔭小道上,劉林對張水說,“我沒有你的實力,所以也進不了省社科院。你能不能拿出千把塊錢來請一次客,我已跟我老鄉華東出版社的邵編輯講好了,他對你的這本書很感興趣。”張水說,“算了吧,我隻剩下一百多錢的路費,要是下星期派遣證還不發下來,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劉林在黑暗中苦笑著說,“曆史與現實相比,曆史就是一個窮人,學曆史的人則是窮上加窮。”

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樣有那麼多激情去拍照留影、題字留念、互贈紀念品,他們冷靜而理智地辦理各種離校手續然後在宿舍裏默默地睡覺做一些很殘酷的夢。大約是離校三天前的一個傍晚,一位穿“夢特嬌”T恤和“佐丹奴”西褲的年輕人開著一輛豪華的“淩誌”轎車在校園裏找到了張水。

這個年輕人叫錢埂,張水的中學同學。讀中學時,他是鎮長的公子,張水是農民的兒子。

錢埂現在是中南地區跺一腳地動山搖的書商,他跟一般大款與眾不同的是,手上沒有金鏈和戒指,他戴一副眼鏡文質彬彬很有學問的樣子。

張水請錢埂到學校食堂吃晚飯,錢埂說,“我又不是領導幹部,吃食堂是不是有點太清政廉潔了吧!”張水說,“我給你加一份紅燒肉,兩瓶啤酒。”錢埂說,“上車吧,去麗山湖度假村,我請客。”

現在的度假村大抵都是要吃喝嫖賭一條龍服務的,來度假的人並不是因為度假而來的,這就像進“美容院”“洗腳屋”並不是為了美容和洗腳,這也是很正常的。在一片湖光水色中的“椰風漁港”霓虹燈你來我往川流不息地閃爍著魚蝦蟹鱉的圖案和人們貪得無厭的欲望。錢埂和張水在寬敞大廳的西邊隔著落地玻璃牆臨水而坐,服務小姐端莊典雅臉上流露出千篇一律的微笑,超重低音的音箱裏流淌出背景音樂《銀色的地中海月光》,好像是曼陀瓦尼樂隊演奏的一支曲子。雪白的台布和雪白的燈光渲染出大廳裏寧靜而休閑的氛圍,張水從來沒出入過這樣的場所,他眼前晃動著無數的盤子和一張張表情誇張的臉,這使他覺得自己如同住在海底一樣。錢埂問張水喜歡吃什麼,張水說喜歡吃紅燒肉,這是他童年在鄉下最大的夢想,那時候他認為實現共產主義不是為了吃土豆燒牛肉而是吃紅燒肉,長大後才知道共共產主義與紅燒肉關係不大。錢埂說,“在這個地方吃紅肉不就是憶苦思甜嗎。”他對身邊的服務小姐很流利地報出了一串海鮮。很快,那些剛剛死去不久的鮮魚活蝦就死不瞑目地端了上來,他們喝著“百威”啤酒回憶起中學時代的美好時光。

錢埂說,“早說聽說你到上海來讀研究生了,這次一是專程來看望你,二是來向你約一部書稿。”

想起自己的專著無人問津,今天居然有人上門約稿,張水瘦小的腦袋突然興奮起來,“什麼書稿?”

錢埂給張水點上三五牌香煙,“我對你書稿的質量有絕對的信心,隻要你願意提筆,我們馬上簽合同,三十萬字三萬塊錢,先預付定金六千塊錢。”

“我不知道能不能寫好。”

“肯定行,你是研究清史的,清末民初是中國曆史上暗殺最具規模最成熟的時期,你為我寫一本《暗殺》的書當然是小菜一碟了。”

“你怎麼想起要出這本書?”

“上個世紀末到這個世紀末整整一百年了,一個世紀留給我們最值得玩味的刺激就是暗殺,但沒有人寫這本書。我知道汪精衛就曾當過暗殺組織的領導幹部。”

張水說,“暗殺的事太多了,宋教仁在上海是被袁世凱的人暗殺的,攝政王載灃也差點被汪精衛暗殺了。錢埂,這麼多年不見,你還真懂了不少東西。”